00244-923654018我在安哥拉的电话

     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新年怎么过的，我的新年在搬家。2007年1月1日，从和平里到大屯。2006年的最后一天和铁夫打了一晚的台球，最后总比分输了一局，离开台球厅的时候，铁夫说这个新年过得还真有意义，然后我才意识到这是2006年的最后一天。在大屯的roommate大约30岁上下，闲聊的时候他说，他正在装修自己的房子，准备新年搬进去，接着马上补充道是农历的新年。一个新年过两次，还是新年么。

  
     最近看了《kingdom of heaven》，这部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去注意它，由于最近实在没什么电影可看所以在百无聊赖中随手down了下来。两个小时看下来感觉hollywood的大片的却场面恢弘，对于大场面的表现比起近年来所谓的国产大片的确高出一个档次，但是影片的情节却不够饱满，主要人物形象不够丰富，重点不够突出。后来看了一些影评听说这部电影本来是部三个小时的长篇诗史，后来片商为了影院放映的需要硬是把片子剪掉三分之一，而且剪掉的是十分重要的三分之一。听说这部电影后来除了一个三小时的导演编辑版评价很高，有机会再找来看一下。不过真正让我对本片产生兴趣的不是它的情节和场面，而是片中的两个重要配角，患有麻风病的耶路撒冷王和沙漠之王撒拉丁。影片中的穆斯林英雄撒拉丁具备了一个伟大国王的一切品质，精明、果断、冷酷、仁慈，是一个成熟老练的领袖，而撒拉丁的这一切品质令他的对手耶路撒冷王显得更加伟大。称雄一世的撒拉丁在面对这个看起来虚弱不堪的耶路撒冷王时，也无法前进一步，只要这个垂死的麻风病人活着一天，他就无法进入圣城半步。片中耶路撒冷王一共出场三次，每次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一个被病魔吞噬的肉体里住着一个坚强、伟大而又智慧的灵魂。他的那句“I am Jerusalem”从一个孱弱之躯里散发出来的王者之气和撒拉丁的回答巴里安圣城价值时的“nothing”，“everything”一同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下面贴一篇网上写耶路撒冷王鲍德温四世德文章。

     1161年，耶路撒冷大教堂，提尔大主教在为一个婴儿做洗礼。主持洗礼的是这个婴儿的伯父，也是他的教父——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三世。  
     在洗礼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国王把自己的名字作为礼物赐予这个新生儿时，国王的一位近臣开了个玩笑：作为一国之王，只赐一个名字给自己的侄子太吝啬了吧，有没有其他更正式的礼物。国王听了大笑，指着圣十字架说：“那我再给他一个礼物，耶路撒冷之王！”这个事情被在场的礼官所记录。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正值盛年的国王会在次年突然病逝。 
     鲍德温幼年很好动，喜欢学习搏击，喜欢和伙伴玩带有军事性质的游戏。在他九岁时，有一次在教师指导下和伙伴互相以木棍刺击，被伙伴刺中左臂。教师在大声斥责同伴的同时惊奇地发现，虽然鲍德温的左臂已被刺得青肿，但他仍不以为意。起初教师以为这是鲍德温天生坚韧所致，然后一问之下才发现，鲍德温居然对这次刺击毫无痛感。经过宫廷医师的诊治，确认九岁的王子患上了当时最可怕的病症，麻风。

王位继承人得了麻风病的消息被严密封锁，然而纸包不住火，鲍德温身上出现越来越多的病症，为了掩人耳目，他不得不开始在身上增加衣物以包裹身体。因此在《天》片中，我们所看到的鲍德温四世的形象与历史的真实相去并不甚远。  
     尽管如此，在鲍德温十一、二岁时，他患上麻风的事情在上层贵族中也已经不是秘密。似乎总是天意弄人，如果鲍德温的父亲阿马里克一世活得久一点，那么鲍德温也许还来不及继承王位就会死去，他也就不必以腐蚀之躯来背负王国巨大的责任。然而，在1174年，纳阿丁在与新崛起的撒拉丁争夺伊斯兰领袖位置时突然病势，雄心勃勃的阿马里克一世闻讯立即远征埃及，准备联合纳阿丁的遗留势力解决掉撒拉丁，却在途中患急症，不得不撤军并于归途中逝世。 
     这一年的鲍德温年仅13岁，根据历来的贵族传统，15岁才是继承爵位的年龄，关于王位的传承，匆匆去世的阿马里克又根本没有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命，而一个才13岁的麻风病人可以指望的成数能有多大？虽然这样，耶路撒冷的高层议会在紧急会议中还是提议由鲍德温继承王位，并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形成决议。 
     鲍德温加冕的时候，他的病症不得不完全的向一切人公开。奇怪的是，得知这个消息后王国内部相对平静，并没有太多人暴走，反而是罗马教廷带来压力，因为当时普遍认为麻风病是上帝对罪人的惩罚，所以罗马教廷认为让一个患有神罚之症的人来统治圣地实在说不过去。但是对于教廷的态度，耶路撒冷议会不予理会，而耶路撒冷的大主教对教廷的答复是，国王已经是涂圣油之王，请不要置疑主的世间权威和决定！于是罗马教廷也就哪边凉快哪边歇着去了。 
     关于鲍德温的加冕，有一个传说，据说在他加冕时，有一只鹰飞入教堂，直接降落在主教将要加冕的王冠上，并张开双翼，恰好在冠上形成十字的形状。
     但是始终因为国王年幼的关系，议会暂时任命了一位摄政王，这个人叫做雷蒙德，也就是《天》片中的那个提伯利亚斯，这个人在王国很有地位，是医院骑士团的领导，在《天》片中，医院骑士团与圣殿骑士团分属两个不同的势力，这一点与史实符合，不过实际上，医院骑士团的历史比圣殿骑士团悠久，而且在福尔克时期直接受其统属，有很多光荣的战绩。总之，雷蒙德便向国王宣誓效忠，暂时摄政。 
     写到这里，耶路撒冷就快要进入《天国王朝》所叙述的历史时段了。而爱德华.诺顿饰演的麻风国王也将迎来他一生中已所剩不多，然而却辉煌意气的时光。 
    《天》片中，巴里安出现的时间是在蒙吉萨战役之后，哈丁战役前夕，推算起来，应该是在1185年或1186年。实际上，巴里安男爵在历史上的出场要大大早于这个时间。早在1174年鲍德温四世加冕时，巴里安和他的兄弟鲍德温（此鲍德温非彼鲍德温，同名不同人）在推举摄政王时，就作为雷蒙德的支持者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因此，他当然不是铁匠出身，而是个世袭罔替真金白银童叟无欺的贵族，而且论辈分他也比鲍德温四世高一辈，因为在1177年他娶了阿马里克一世的遗孀也就是鲍德温四世的母亲做老婆，片中却改成他和鲍德温四世的妹妹。因为他的领地在伊柏林，因此，他也被叫做伊柏林的巴里安。 
     现在重新回到鲍德温登基的时候。老牌贵族雷蒙德不是多尔衮似的人物，没有大权在手就想号令天下的思想，相反，他是一个相对理智、或者说保守的鸽派，主张保疆守土，不要轻易去招惹锋芒毕露的撒拉丁。他有起码的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撒拉丁的对手，平心而论，连他都不是，那谁是？回头看看身边那个包裹得严严实实，常年在面具下沉默的麻风少年。雷蒙德所希望的只是平安。 
     这样的愿望只维持了三年。1177年，撒拉丁终于完成了以埃及为大本营，大马士革为政教合一中心，整个叙利亚伊斯兰世界为羽翼的基业，并与东罗马帝国达成和平的协议，完成了他远交近攻的战略构想。一切的一切都在为夺取耶路撒冷而准备，此时他的欲望空前膨胀，一心只想着成就不朽功业，在他眼里，阿马里克一世死后的耶路撒冷王国已经没有可以和他抗衡的人物。于是，在1177年的秋天，撒拉丁率领3万塞尔柱精骑出发。

     而在耶路撒冷这边，三年下来，证明了摄政王雷蒙德并不具备掌控王国所有势力的手段和能力。他只掌握了医院骑士团，而另一个重要的力量圣殿骑士团他却没能掌握。王国形成了除他之外的另一个势力——以雷纳德为首的新来的骑士贵族，圣殿骑士团是他们手里的本钱。这个雷纳德，即是在《天》片中被鲍德温用马鞭海扁的那位仁兄。 
     雷蒙德老先生是鸽派，雷纳德则是不折不扣的鹰派，为了战略方向问题彼此互不咬弦，雷蒙德凭借自己摄政王的身份保持着对雷纳德的弹压，使得雷纳德一直没有机会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挑衅。然而，他们不知道，沙漠之王早已不需要他们的挑衅。  
     1177年秋，撒拉丁的三万骑兵分成两路发动进攻，其中两万进攻圣殿骑士团所在的加沙地带，一万包围阿斯卡伦。  
     耶路撒冷几乎没有任何准备，一开始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事前甚至没有得到什么情报，情报工作失误导致的结果是，在敌军到达阿斯卡伦之前，竟然让国王在少数部队的陪同下到了那个地方，自动把羊羔送到饿虎的嘴边。
     这一年的麻风病少年患者年届十六周岁，仍然整日生活在面具之下，登基三年来，在纷乱的国事中，他依旧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在国家战略的选择上，也没有人想到去问这个不定哪天就会挂掉的麻风病人的意见。然而没有人注意到，鲍德温家族一脉相成的血液和品质经已慢慢在他体内形成，行将在未来不多的生命旅程中熊熊燃烧。 
    塞尔柱人很快就清楚了耶路撒冷王正被他们围困在阿斯卡伦。欣喜若狂的撒拉丁马上组织部队对该地区进行猛烈的攻击，誓要生擒敌酋。国王的骑士卫队镇定而毫无主意地保卫在君主的周围，抱定了进行最后死战的决心。然而这时候，他们却从身后的孩子口中听到了冷静清醒而又条理清晰的指令。骑士们惊奇地转身看着国王，然后鞠躬并举剑示意，执行命令。  
    在打退塞尔柱人的进攻后，鲍德温家的少年战术天才抓住对方组织攻势的间隙，率领帐下突围而走。撒拉丁闻讯大发雷霆并派遣马木留克骑兵卫队狂追，但是无济于事。  
    鲍德温突围后并不向耶路撒冷撤退，他派出通讯员命令各地骑士立即前来与他相会，同时往医院骑士团的驻地进发。在那里，他与带领圣殿骑士团残部突围的雷纳德相遇。狼狈的雷纳德原以为被围的国王已经提前归天，想不到国王已经在部署决战的事宜。他第一次感到那个银面具下所散发的气度，也第一次认识到了国王的权利和威严。于是，耶路撒冷国王集结主力军队，与同样收束军队前来夺取耶路撒冷的撒拉丁在蒙吉萨相遇。  
     11月25日，双方大战。结果以撒拉丁的溃败而告终，其马木留克近卫部队几乎全灭。这里介绍一下什么是马木留克骑兵，马木留克骑兵来自埃及，但不由埃及人组成，而是由希腊的色雷斯、马其顿，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方的人组成的奴隶兵团，但是这个奴隶兵团和其他不大一样。马木留克骑兵都是不到六岁时，就从他们的故乡被购买或者拐骗而来，这些男孩基本都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和身世。经过筛选的男孩一律被阉割，然后就投入冷酷无情的军事训练，他们主要学习的课程就是马术和格斗。一般都有三分之一的男孩死在成人的过程中，幸存者自然而然地被训练为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甚至没有肉欲的战争机器。 
     这次大败使撒拉丁退回东边，修养部队。然而战争天才不甘心败在一个弱冠麻风病人的手里。休息一年后，1179年，撒拉丁率军偷袭了在泉水谷的雷纳德和圣殿骑士团，鲍德温闻讯马上亲提大军前来交战。 
     双方对峙许久，撒拉丁无法占到便宜。于是双方缔结两年的休战协议。沙漠之王终于被拒绝在耶路撒冷国土之外。 
     在《天》片中，鲍德温临死时对西比拉说，他仿佛又回到了16岁那一年，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指挥王国击败了撒拉丁的精锐。这一战即是1177年的蒙吉萨之战。 
     电影开始的时候，这一切都已是往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即将走向生命尽头的国王，但其光芒却完全掩盖了所谓的铁匠主角和争吵不休的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撒拉丁。 

     1179年泉水谷战役后，撒拉丁退回大漠，继续等待收复圣地的机会。 
     而这段时间在圣地的人们中间，却发生了很多纷繁复杂的事情。强敌来临时人们或许可以暂时抛开彼此的分歧联合抗敌，但是一旦外患解除，一切又会马上回归到原来的轨迹上。

     经历了蒙吉萨和泉水谷两场战役后，雷蒙德和雷纳德开始对“麻风病人”这个事物有了全新的认识。 
     认识的结果是，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像鲍德温四世在《天》片中抽打雷纳德时所说的，“I am Jerusalem”，两派人马都必须收敛起来，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去掌握什么战略方向。只有国王的意志才是国家的意志，蒙吉萨战役结束后雷蒙德马上很懂事地辞去摄政王职务，将权力交回；第二点：国王惟我独尊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因此表面上行动要收敛，暗地里准备工作却要做足。

     一开始，雷蒙德的发展势头相当良好，他从加强内部着手派遣。1177年的蒙吉萨战役打完后，他马上就让自己的亲密战友巴里安娶了阿马里克一世的寡妇老婆，也就是说，他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国王的继父的老大。同时，鲍德温的病情使得王国不可能主动发动战事，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似乎是雷蒙德一派在占据上风。 
     但另一边的雷纳德也没闲着，首先他将新来的骑士贵族科特奈和吕西安家族揽入自己的阵营，然后庸俗而又有效的联姻手段也照样用到，迎娶帮助王国防守死海东南部地区的重要贵族之女为妻。

     病情日益沉重的鲍德温在勉力维持着王国的稳定，同时他也深知不安分的臣子已经在未雨绸缪，但是对此，他也只能在面具下发出酸涩的苦笑，因为他虽然可以作为耶路撒冷王惟我独尊，也可以让撒拉丁蛰居大漠，却不能违背上帝为他安排的命运，事实摆在眼前，他命不久矣，不但是别人，就算他自己也已默默地在等待那个时刻的来临。
     1180年，耶路撒冷来了一个新客人。一个年青的贵族骑士，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盖伊。也就是《天》片中的那个蠢材。这个人的到来给暗流涌动的王国增加了一个不可预知的变数，促使此前一直僵持的局面产生新的变化，对王国的未来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盖伊本人的智商和才能暂且不论，但是他很有可能是一个美男子。因为他才没到耶路撒冷多久就俘获了公主西比拉的芳心。西比拉也是个寡妇，此前曾有一个丈夫并生有一子，但是丈夫短命早死。总之怎样也好，这个在电影中与精灵王子勾搭的公主在现实里其实是爱上了盖伊先生。双方爱欲两火催动，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雷蒙德反对这个婚事，因为雷纳德已经招揽了太多的外来新贵族，而这个新来的盖伊是个什么货色谁也不清楚，他不得不警惕。但是他的这个行为再次证明了他的局限性，因为这时候的盖伊其实还是个中立派，聪明的做法应该是观察事情的发展，了解大众对这门婚事的看法，然后在适当的时候锦上添花或者是雪中送炭，取得盖伊的感激最终拉其入伙。但是雷蒙德却不做任何调研就决绝地表示反对，这是一个比较省事却相当愚蠢的做法。 
     尽管雷蒙德表示反对，但是舆论的发展却使得这件事越来越具有可操作性。大众普遍认为，盖伊背后的贵族势力很大，招他入赘的话耶路撒冷将得到一个强大的外援，人们甚至还想起了梅里萨德女王和他的丈夫福尔克的事情，要是这个盖伊也是个像福尔克那样的优秀人物，能够继承国王的事业，再加上他的资源背景，岂不是件美事？ 
     就这样，盖伊成为了耶路撒冷王国的女婿，而且马上他就对雷蒙德之前的“友好”行为作出了回应，毫不犹豫的加入了雷纳德的阵营。

也许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让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个强助的雷纳德有点飘飘然。1181年，他擅自破坏休战协议，抢劫了一支伊斯兰商队，并袭击红海沿岸地区，打烂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所乘坐的船只，这还不算，他还拟订了进攻麦加的疯狂计划并准备实施，总之在红海玩得很尽兴。 
     撒拉丁坐不住了，也忍不住了。他于1182年率领大军出发，发誓要教训这些不守信用的异教徒。电影中说撒拉丁率领了二十万大军，实际没这么夸张，大约是三、五万人的规模。 
    这时候的鲍德温病情已经到了相当沉重的地步，身体一些部位已经开始腐烂。他已经无力再处理太多政务，不得不将大部分权利交给他的姐夫，盖伊成为了第二个摄政王。
    1183年，撒拉丁进攻耶路撒冷。西方的两支十字军赶来援助（盖伊倒也真不是吹的，虽然是个败家子，但也确实是个太子党，手中的确掌握着部分宝贵资源）。王国军队前出至加利利海，在此阻挡撒拉丁的去路。这次军队的行动由刚上台的盖伊摄政王统帅，二雷作为助手协助，鲍德温带着一丝忧虑的心情留在后方观望前方的表现。 
    国王不在，二雷又开始扯淡，无非又是坚守与外出决战的争论。雷蒙德认为敌军是远来之师，人多势众士气正高，但补给有限，决战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应该坚守。雷纳德的意见则不用说了，是人都知道他的精神世界里永远都只有两个字：PK。盖伊觉得雷蒙德这次似乎有点道理，但要他一个执政党领袖去听从在野党的意见实在说不过去，其他不说，你这党魁还想不想当了？所以他决定出去会会撒拉丁。 
    前方的一举一动都被后方的麻风病人所掌握。鲍德温无法再坐着看他去干傻事，了解到了姐夫的意图后，他马上拖着残病之躯前往前线，终于在盖伊出发前赶到，制止了他愚蠢的行为并接管了军队的指挥。  
    撒拉丁在此之前进行了数次挑战，使用各种手段引诱基盖伊外出决战，眼见即将成功很是开心。但是整装待发的他却得知基督教军队最终还是按兵不动。郁闷的撒拉丁派人查探，得到的结果是对方军营竖起了王旗。于是他知道，那个麻风病人，那个半死不活的麻风病人还是来了。沙漠之王在军帐里沉默了很久，最后下令撤军，默默地回到沙漠去等待他的麻风对手死去的那天。 
    电影中斯科特对这一段的演绎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可的，比较完整地体现了鲍德温的气概和不可挽救的悲哀。  
    回到耶路撒冷的盖伊大驸马根本不知道自己刚刚从鬼门关回来，他认为国王的行为让他大丢面子，并跑到皇宫去和自己的小舅子大吵大闹，叫嚣今后不再服从国王的命令。躺在病榻上的鲍德温冷冷地看着他，强忍着没有让姐姐第二次成为寡妇。盖伊的举止已经让他完全清楚了这是一个什么货色。他剥夺了盖伊摄政的权利以及他在雅法和阿斯卡德的领地，并派大教长和两大骑士团团长前往西方求援，他知道自己的生命之火已经快要燃尽，他一死萨拉丁就会马上到来，他要为这个国家最后再争取更多的防卫资源。  
    1185年，24岁的鲍德温奄奄一息，为了祖辈的基业，他以超人的毅力、腐蚀的身体支撑了这个国家十一年，但现在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召来雷蒙德立下遗嘱，指定自己7岁的外甥——西比拉与前夫的儿子鲍德温五世为继承人，雷蒙德为摄政，并严令规定禁止盖伊参与权力。 
    1185年3月，麻风病人，沙漠之雄撒拉丁永远无法跨越的对手，耶路撒冷王国最后的强者，也是最脆弱的强者——鲍德温四世，终于得到了身体和灵魂的最后解脱。

上周一个礼拜都登陆不上，今天终于让我逮住机会了。神啊原谅我在这里骂人，××MSN。

     周末的时候看电视，看到一个中国人在非洲生活工作了N年之后居然被封为酋长。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裹在非洲式长袍里面的样子实在有些搞笑。据说这个人做的酋长有点类似于香港的太平绅士或者是英国的爵士一类，是一种荣誉的东西，主要奖励那些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不过一些土著的酋长还是拥有相当的权势的。不知道自己如果去那边能不能也混一个酋长当当，毕竟这是一个很酷的职业。

     PS：如果郭德刚看到这个电视会怎么想，还会不会把台下坐着非洲某国酋长当作包袱来用。

 

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即发动了向城山的总攻。以战斗意志较强、训练有素的旧武士组成“攻击队”进入围中直接与西乡的武士们交手，士气和训练较差的平民兵继续在竹栅外坚守。 七万虎狼大军对三百余残败之师，战力对比甚至比影片中所描绘的类似“温泉关” 式的战斗，更为悬殊。不久，各战线的西乡军就成瓦解之势。

西乡隆盛和亲从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窖中走出，着便装，挥武士刀，向政府军发起最后的冲锋。他们与政府军战线之间，有一条相对开阔的坡路，坡路尽头，还有一道由西乡军建造的堡垒和一些工事。因此， 即便他们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自己修筑的工事真正杀入敌军。换言之，西乡和他的武士们，并非真的要冲入敌阵，他们不过是想到离自己对手更近一些的地方完成他们在人生和历史舞台上演出， 他们的终点，就只是死亡而已。

政府军立刻发现了这批呐喊着急驰而下的人，枪弹如雨而下，呼啸着在武士们身下的土石上激起电火。一些武士中弹倒下，另一些不能继续承负这样的心理冲击，坐去路边剖腹自尽，其他的则簇拥在西乡前后疾进。终于，西乡也身中两弹，伏于路边不能再行。他用手支撑庞大的身躯仰视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叫：“动手吧，阿晋，就在这里了。” 头天夜间，西乡已知必死，要求别府在关键时刻斩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是时候了。别府含泪仰天大呼，挥刀斩却西乡首级。然后由两个仆人将首级带走，试图不让它落入敌手。

“最后的武士” 终於去了，他的躯体被弃在路边，恰应了他决心举兵时所言“但以此身付众人”。武士们所执着的义理，一切从战的理由也都随风而逝，剩下的，就只是个体的结局了。村田新八，那个武士群体中思想最先进的人，在西乡死去后，泪流满面，仰天长啸，于道边自刃；桐野利秋，武士精神最忠诚的拥护者，剑术高强的“人斩” ，直冲到堡垒之上，在击毙和格杀敌军数人以后，战死于弹雨中；他的表弟别府晋介，与那个去过中国东北搜集情报的池上四郎，还有其他西乡军的将领们的结局，也无外自刃或战死。而前面几次提到过的那个战略战术水平很高而建议却屡屡被驳回的野村忍介，则向政府军投降。他日后被判五年监禁，出狱后成为<<鹿儿岛新闻>>的社长，改而用笔宣扬自己的理念。野村已在战争中贡献了忠诚智勇，他采取与桐野、村田不同的方法处分自己的生命，并无可指摘之处。

武士们的指挥者的命运都已有了终结。然而零星的战斗还在城山各处持续进行。侮辱和虐杀战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萨摩的武士们为战而生，他们从小就受到武士教育，认为战斗和为战而死是高贵的、 是光荣的。然而平民出身的政府军士兵们却不管这一套，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苦战的怨愤发泄到武士们身上，以令人发指的手段虐杀他们。

山县有朋与政府军的高级指挥官们在战斗结束后检视了西乡及以下主要将领的首级、尸体。山县哽咽着念叨：“知君莫如余，知余莫如君。。。”面对这些逝去的以往并肩战斗过后来又拔刀相向的战友和亲朋，每一个来自萨摩或长州的政府军将领，心情都是非常复杂吧。战争结束的消息传至东京，作为政、军、警界首脑的大久保利通、西乡从道、川路利良等人，心中大概也绝不会轻松。

历时7个多月的西南战争至此，以西乡军的失败告终。西乡军与政府军各战死六千余人，政府军战死数甚至多过败方西乡军，可见战斗之惨烈。西乡和武士们的结局，和《最后武士》影片结末的冲锋以及森胜元在落樱下自刃的场景一般壮美。梁启超曾赞西乡：“东海数健者，何人似乃公？劫余小天地，淘尽几英雄。闻鼓思飞将，看云感卧龙。行行一膜拜，热泪洒秋风。” 西乡和他的主要将领们，作为个体而言已经有了很好的经济和安全保障，而为了大多数的下层武士群体的利益举兵，弃自己于危亡之地，确是非英雄不能为的举动。

明治维新，不论在日本历史或东亚历史上都是大事件，自此以后的日本，如化鹏之鲲，扶摇于东海，在后来的七十年间， 穿云激浪，翻覆乾坤。其中，倒幕维新的中心人物、“维新三杰”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忽视的。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至此终。而另两位 -- 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他们的结局又当如何呢？

早西乡四个月，1877年的5月，木户孝允便已病死。那时，政府军已从西乡军侧背登陆并冲入熊本一月有余，西乡军败局已定，这位最早提议迁移萨摩兵工厂以避免留给西乡势力更多军火、中间战争爆发时主动请缨未能成行、后来又建议登陆抚敌之背的木户，大概也已经可以瞑目了吧。晚西乡八个月，1878年5月，西南战争中政府方面实际最高首脑、在后方组织调配力量、最终打败青梅竹马的好友西乡、稳固了中央政权、正准备大力推动殖产兴业政策的大久保利通，被心向西乡的旧武士刺杀。他的十年训政、十年大修军政、十年付后来贤者的志向刚只完成第一阶段。然而身后旧势力再没能翻盘，日本政局并未偏离他所铺设的道路，既而更走向木户所倡导的宪政。

　西乡死时是被冠以“逆贼” 的称号的，10年后，1889年日本宪法公布之时，天皇行大赦，西乡便被平反，恢复正三位。再10年后， 1898年，西乡的铜像就矗立在东京上野公园，西乡按剑而立的庞大的身躯成为这个旅游胜地的标志，而他所倡导的武士精神，也极深远地影响着后来的日本人和日本历史的发展。甚至他的思想与事迹也激励着许许多多的中国革命者，如谭嗣同、梁启超、陈独秀、毛泽东等，无不为西乡折服。

那个细雨飘零的早晨，大久保的身躯倒在他的马车旁，怀中，还有两封旧时的信件。一封，是戊辰战争中西乡将驱兵直入江户时写给大久保的； 另一封，是倒幕成功后大久保在欧洲考察寄给西乡照片，西乡回复揶揄大久保形像不适合穿洋装的信。那些，是在志向分道扬镳前，友谊的最后明证。

 

政府军将领中心情复杂的当然不止西乡从道和大山岩两个，  陆军参军、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山县有朋此时的心情也绝对不会轻松。山县是那种典型的奸臣型人物，他即便在日后成为日本军政两界的首脑以后，也从没得到过日本人的尊敬。不过由于他在倒幕战争中和维新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样不论以任何标准来判断都难逃脱“奸臣” 名号的家伙，却也是开创和书写日本历史的人之一。

这一年(1877年)，山县有朋40岁，在以往的岁月中，这个此时的敌首西乡隆盛，无论从私从公论都是对山县有大恩的。他们的交往里，有四个时刻会是值得山县有朋终身记取的。第一个还是在倒幕时，山县有朋作为长州藩的代表，出访萨摩藩，受到西乡隆盛的盛情款待。山县有朋是步卒出身，却被西乡称为“志士” ，在高傲的萨摩武士面前，很是露了回脸。也正是在那时，他第一次见到萨摩藩的精兵强将们，见到如今敌营中的第一勇将桐野利秋；也见到自己营中同为参军、前一阵指挥“冲背军” 一举击垮西乡部队、从南部抢先进入被围的熊本、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头功的黑田清隆；同时还见到过那个被黑田清隆杀得走投无路而自焚于船山的西乡军猛士永山弥一郎。西乡的大度、萨摩军的军威，从那时起就给山县留下过深刻的印象。第二个时刻是维新后明治四年(1871年) 的废藩置县时期，在会议上，旧藩主势力代表们气势汹汹，群起反对，山县亲见西乡拍案大喝一声：“废藩置县为国之公事，哪个再敢因私利反对，我便提兵攻打。” 唬得众人不敢再言，此议方得通过，从而真正一扫封建旧制，实现中央集权。西乡隆盛的那份气魄，确令山县钦敬。第三件是其后明治五年(1872年)“山城屋事件” 被揭露时，由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山县有朋身陷窘境，“世人皆曰可杀”，唯独西乡隆盛站出来为他打圆场，保他过关，止免了陆军大辅官职了事，可说是救命之恩啊。第四就是明治六年(1873年) 西乡下野之事，若非这次西乡为了“征韩论” 不能通过而请辞，他山县有朋又何能东山再起，掌握兵权，并在西南战争中履方面征讨大任，与昔日的盟主、偶像兼恩公西乡隆盛对敌呢。

前次田原阪大战时，山县有朋不断向后方催要兵力、补给，不仅遭到朝中很多人的非议，也受到帐下众将的轻视，后来战斗打到胶着状态，又被同为参军的黑田清隆带了“冲背军” 在西乡军背后登陆，趁山县与西乡军主力大战之时，乘虚直入熊本，抢了头功。如今，西乡军终于被赶入可爱岳的绝地，不论西乡是战死或是被俘，他山县都可算可以扬眉吐气，鞭敲金镫而还了。只是倘西乡隆盛真的被俘，又该以何面目与之相见呢？

出乎所有人意料，在来临的黎明(1877年8月18日) ，西乡隆盛和他的亲信数百武士，竟然从可爱岳下的谷地消失，仿佛清晨散去的海雾，随低吟的秋岚而去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8月17日深夜，西乡解散全军后，与亲信武士们商议拼死一战，不过他们并不准备向着面前的数万政府军突击，而是选择了背后可爱岳的山簏。他们分批翻越可爱岳的绝壁，顺着山藤攀爬，在猎人才知道的荆棘小路中穿行。西乡身躯肥胖，手肘膝盖都有旧伤，但竟也很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地带。爬绝壁时，他甚至还很风趣地跟武士们开玩笑：“好像要翻墙去会情人哩。” 凌晨时，西乡的先遣队的武士们，已经走到半山腰的平台上才发现，政府军第一第二旅团的本营竟然就驻扎在这里。于是，已无退路的武士们拔刀而起，一路冲杀过去，把这两个旅团本营的人马尽皆驱散。政府军一二旅团指挥官分别是野津镇雄和三好重臣，这两个旅团在前面讲到的高濑和田原阪大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此时在武士们的突然袭击之下却乱作一团。野津镇雄和三好重臣这两个曾经驱兵死战的猛将，此刻全成了懦夫，他们丢下部队，狼狈逃窜，直逃到友军谷干城部所在地才喘息方定。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人很辛辣地回忆道：“少将们从营中跳跃飞奔，他们的随军物品也翻飞而出，其中最扎眼的，是女人们的木屐。” 他们留下的部队，那些平民组成的政府军士兵，反倒还是抵抗了一阵， 才撤退至附近重新列阵，但也不敢追逼西乡的武士们了。武士们还从这两个旅团本营中得到了急缺的粮食、被服和子弹。

清晨，西乡来到山麓的顶端，驻足了望山脚下政府军如蚁巢般的连营，慨叹了一句：“看看这些民兵，如今竟如此强大了。” 山的另一侧，是蓝色的海，那里，西乡的表妹夫川村纯义率领的海军的舰只正在巡逻游弋，舰身在清晨日本的阳光下闪闪发亮。西乡带着他的武士们在山顶休息片刻，随即越岭向北， 消失在莽莽的山林中，无影无踪。

山县接到战报，大吃一惊。知西乡竟在自己眼皮下遁去，悔恨不已，叹道：“半年征战，将奏功九仞，却生一篑之忽。” 山县有朋随即调兵遣将，以为西乡会打回熊本，一面迅速布置重兵加强熊本守备，一面四面搜围落网的西乡和武士们。

再一次出乎山县有朋的意料，武士们的目标不是熊本，而是他们的故乡鹿儿岛。8月18日至9月1日，武士们披荆斩棘，在山岭溪涧中穿行百里，遇到政府军时或避或战，终于南返，回到了故乡。西乡在可爱岳时已经解散了部队，剩下的他和他的亲信武士们，原本就并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求死——返回故乡再战死这一目的而突围的。“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很好地说明了他们此时的心境。这样的心理似乎与少年西乡“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的志向相违，但事实上却并不矛盾，时不同也。少年时为新生的理想而战，不论战死何处都不愧风流，而此时为了一个必被淘汰的阶层而战，为没有希望取胜的一边而战，只是去追求一个壮美的回归罢了。

城山，是鹿儿岛县内锦江湾畔的一个小高地。这个区域内当时有西乡的私学校、一些旧宅、米仓等建筑，是被政府军占领的。西乡的武士们8月底赶到这里时，只有不足400人，而其中更只有不及半数有枪，衣衫褴褛，带病负伤。但还是一鼓作气，将政府军驱赶，夺取城山，甚至还获得了两门山炮。在和政府军拼死抢夺米仓的时候，山县有朋带领的大队人马赶到。于是双方在城山展开对峙。

这一次，山县有朋再不敢大意，虽知西乡隆盛兵力极度单薄，他还是不肯轻易进攻，令手下将城山团团围住，七万大军把不足四百人占领的城山围得铁桶相似。为防止可爱岳那样的突围发生，各部队在城山周围的筑垒挖沟，另用重重的竹栅围困，为了建造这些竹栅，将鹿儿岛一县之内的青竹甚至小树全部砍光。日夜警戒。大山岩也在各处调配火力，甚至一些舰炮也被拆作陆用。射击“一刻不停，飞鸟亦不能过” 。川村纯义的海军，大集于锦江湾，辅助陆军进行射击，同时严防西乡从水路逃遁。西乡的武士们既已回到故乡，心中便也安定许多，他们也用青竹扎起栅栏，连接工事，抵挡进攻。为了躲避炮击，他们只能挖洞藏身。据说西乡隆盛在此还很镇定，每日与部从下棋，以安定众人之心。“百战无功半岁间， 首邱幸得返家山。 笑侬向死如仙客， 尽日洞中棋响闲。”

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也早都抱定必死之心。被困城山，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的风度。他喜爱的笔挺的法式少将军服已经在可爱岳之后不再穿了，但据说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文武兼备、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后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唯有此人”、曾经在田原阪建筑层层堡垒令政府军大吃苦头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哈哈大笑道：“刚刚看了这些平民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 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1877年9月23日，政府军下达最后通牒，言第二日将行总攻。西乡遣散自己的仆人，仆人问：可要带些什么回去给夫人和孩子。西乡只要他带两把武士刀回去。仆人提醒道，还有两万多块钱在呢，是否应该带回去给夫人和孩子(当时的两万块大约可以买七百条弹药足备的步枪，不是小数目) ，他们过日子很辛苦。西乡大怒：此皆私学校之钱，如何可动用！以前，明治六年(1873年) 西乡隆盛就曾题写过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瓦全。吾家遗法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后来作为“南洲遗训”( 西乡隆盛号南洲) ，在那个官员集体迅速腐败的时代，成为美谈。他是这么写，也是这么做的，比诸此时外面对敌的领军者、政府年收入十分之一都敢挪用的山县有朋，二人的人格差异真可谓天渊之别。日后，西乡的长子，前面提到过的那位从军负伤的十七岁小将，西乡菊次郎，将成为京都的市长，在他父亲曾经踊跃奔走和奋死作战驱逐幕府的地方，作了任行政长官。 

 当夜，西乡和手下决心一死的武士们最后一次对酒高歌，举宴诀别。“勇将猛士痛饮淋漓，复不知有死生之事。” 席间，各武士表演了节目。西乡起身走向高处，眺望熟悉的锦江湾，二十年前，他曾同倒幕时的同志月照在那里一起对饮，相拥投水；十年前，他自湾边起兵，与亲密战友大久保分手，带领武士们向幕府开战；而此时，他却在与大久保派来的军队生死相搏，锦江湾中，战舰密布。一位武士的悲凉和歌传来：“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所在。” 秋风骤起，月光下的海面，粼粼泛起如霜锋般的光芒。

 

3月4日的吉次方面战役结束后，吉次北面的田原阪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自3月5日至3月20日，政府军以少数部队继续对山鹿、吉次方面施压，同时将大部主力投往田原阪，在这里与西乡军展开空前激烈的搏杀。田原阪是丘陵地带，道路曲折。西乡军方面的前敌总指挥筱原国干阵亡后，作为参谋长的桐野利秋把山鹿方面战线交给野村忍介，自己回到西乡隆盛的本营，担负起总的协同指挥工作。 田原阪这一方面，由村田新八、别府晋介等人全全面负责。村田是西乡军中思想最为先进者，一向视西乡为兄长，忠贞不二。他在田原阪一带道路两边的丘陵上构筑起纵横交错的堡垒，严阵以待。

政府军方面的野津镇雄少将、野津道贯大佐兄弟都是出色的炮术专家。在倒幕时期的关键战役伏见、鸟羽一战中，二人开响了“对幕府的第一炮”。野津兄弟的这一炮，用的器材精度虽然很差，可是却直接准确地打在正在集结准备冲锋的幕府军队中间，造成极大混乱，可以说是对战役胜利起了关键作用的。而后期到达的政府军增援部队的首领陆军中将大山岩，则比此二人更为精通枪炮。他是西乡隆盛的堂弟，也曾视隆盛为兄，倒幕时期萨摩军的军火，都由他一手操办，颇有功劳。然而，这三个旧萨摩武士、枪炮专家，带领两倍于西乡部队兵力以上的政府军，拥有三菱公司负责运输的源源不断的补给物资，却在这场与同乡军队作战的田原阪战斗中一再受挫。由于复杂的地形和构筑巧妙的堡垒，政府军的炮火不能发挥威力，士兵们所能做的，就只是在坡道上不断攀爬，仰攻堡垒，或者与西乡军对射。西乡军的堡垒很多被打得弹痕累累，由于火力密集，甚至时有双方子弹在空中对撞的情形发生，这些弹头相互咬合，似乎也在某些方面为这场兄弟亲友对敌的战争作下了注脚。

西乡军原本的战略目标是迅速夺下熊本城再做他图，并没有充份的长期作战准备，也没有近代化的后勤机制，弹药奇缺。很多武士需要在战役空闲架起坩埚烧取子弹，甚至需要捡取政府军射来的落地弹头来进行烧制工作，即便是这样，雨天他们也依然是无法在露天进行射击的。因此，武士们在战役的中后期，不得不采取正面使用步枪射击，侧面包抄以刀剑劈砍进攻的作战形式。萨摩示现流剑法的要领原本就是迅速奔跑，然后一刀斜肩带背劈下，气势威猛。在丘陵树丛密集的田原阪，武士们更是充份利用天气和地形，常常从掩蔽物后突起， 如暴风一般卷向政府军中展开近身肉搏，害得以平民为主，格斗应变能力不强的政府军惊惶失措，陷入混乱。

针锋相对地，政府军方面也迅疾增加兵力，特别是原本就是武士出身的警员力量。另外还多方招募在倒幕战争中支持过幕府的武士。他们因被西乡领导的戊辰战争打败，失去俸禄、权力，而心恨西乡和萨摩武士不已。西乡在倒幕时期曾经在河川边做诗：“那三百年流不尽的恨啊，必欲尽屠东海之兵。” 表现对幕府势力的嫌恶。当然,  诗言志，也很多时候只是夸大之辞，事实上西乡对幕府势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赶尽杀绝，甚至在“江户无血开城”等等问题上都表现出相当的大度。然而，旧幕府势力武士在战后失去俸禄与特权却是不争的事实。于是东部旧武士们把参加政府军镇压西乡的反叛，看作是向萨摩武士集体复仇和争取个人出头的好机会。因而在西南战争中展现出的武勇也一点不比西乡军差。一个参加政府军的旧幕府势力的武士首领就这样做出复仇的诗：“那萨摩的武士，你们可曾见，东方雄兵所配的大刀，是利耶，钝耶？”一个注定被历史抛弃的阶层中的一群时代弃儿，向另一群开创这一时代却同样沦为弃儿的人们，挥舞起复仇的刀。

参与田原阪警察部队针对西乡军的战法，组织了利于近身肉搏的“拔刀队”，也持日式大刀，与西乡军展开反复搏杀。双方的指挥官都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道理，分别下达了退后者格杀勿论的严令，一时战况激烈，各不相让。田原阪上沟壑漂血，伤者凄哀，死者更只能被青竹穿抬，草草收拾。十余日间，几成人间地狱。

弹药和兵力的不足使得前沿的西乡军也渐渐不支，频频向总部告急。然而在总部的桐野利秋手头并无预备队可以支派，只能不断抽调南面围攻熊本城的部队北上支援，导致熊本方面只能以八百围三千，甚至外围一些重要阵地反被守城政府军夺回。桐野无奈，正在田原阪前线的别府晋介遣回鹿儿岛重新招募兵员。别府赶回鹿儿岛县内才发现，这个西乡军的大后方，此时竟然遍布政府的军警。

原来政府军方面总指挥山县有朋，不断拍电报回京都要兵要补给。京都的大久保倒是有求必应，多方筹措兵员物资，而病重中的木户孝允却不很赞成增兵。他反对的理由是现有兵力已经完全压倒西乡军，若再征兵，日后军队坐大将会对政府决策有不利影响。因而他提出的打破僵局之策便是，以海军运送陆军，从后方占领鹿儿岛或者直捣熊本，正兵攻于前，奇兵出于后，不需再增兵力，西乡军即土崩瓦解。这确实是一条好计，但政府军前线指挥官却普遍没有信心执行这样的战略，因此先以天皇名义派遣敕使至鹿儿岛晓谕前萨摩藩藩主，希望他能站在政府一方一起讨伐西乡，同时也趁机勘查形势，进行破坏，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实行登陆作战。别府晋介看到的就是随敕使而来，由陆军中将黑田清隆率领进行保护敕使和探查工作的千余政府军警。

敕使到了鹿儿岛便找到旧藩主，孰料旧藩主当年参与倒幕，事后反被削夺领地，既恨西乡，也烦大久保，干脆来个两不相帮，拒绝了利用他的影响鼓动萨摩人讨伐西乡的要求。见此计不成，政府军警遂破坏兵工厂设备后离开，并设法将在后方为西乡军筹划后勤支援的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带走。他们假政府名义邀大山纲良同回，言“将另有任用” 。不过大山并非真的被骗走的，作为勇将兼优秀政才，他很清楚自己的立场：他被夹在西乡军和政府军之间，政府不可能真的信任他，但西乡军败形已现，即便现在抗政府之命，日后也无好结果。当他随敕使步向即将开动的船只时，遇到故人，问他将何往，他只笑着说，将赴长崎被斩首。后来，如其所言， 他果然在长崎被政府斩首。

通过这一次的勘查，政府军方面的陆军中将黑田清隆充份认识到登陆作战之事可行。遂积极筹划，终于在3月19日于八代等地实施登陆，开辟新的战场，与北部的田原阪和中间的熊本城的友军相呼应。

西乡军由于兵力单薄，根本无力阻挡这次登陆行动，一时全军震恐。至3月24日，黑田清隆所率政府军登陆部队已达八千之众。其间， 3月20日，占压倒性多数的政府军也终于在大雨中攻陷田原阪。八代的登陆和田原阪的胜利，是西南战争由相持转向政府军反攻的转折。从此，政府军更一次次以此二地为基础，不断向西乡军展开猛烈的战略进攻。

针对这两次挫败，西乡军也不得不迅速反应。一方面在田原阪以东继续以弱势兵力顽强抵抗山县有朋、大山岩、野津兄弟的部队，一方面抽调部队组成南下军交由围城作战中的永山弥一郎，拼死阻挡黑田清隆率领的政府登陆北上部队“冲背军”，然而，事实上，能抽调的南下军也只区区两千余人，不及当面之敌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又派同盟军熊本“民权党”首领宫崎八郎南下鹿儿岛，催促征兵中的别府晋介，从南面夺回政府军登陆地点八代。

别府晋介在鹿儿岛的政府敕使和军警离开后才敢出头招兵，拼凑了一千三百余人，与宫崎八郎一起带队冲向八代。初期连战连捷， 然而随即被占绝对优势的政府登陆部队打垮。4月6日，宫崎八郎战死。他因不满大久保的独裁而随西乡起事，但也从没奢望过西乡会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权社会” 。他是为他自己的一个没有希望在那个时期实现的理想而战、而死的，他曾说：“男儿不能于枪林弹雨中战殁，便只能在山涧松泉之间高蹈长哮了。”死时还怀揣一本卢梭的<<民约论>>。这支部队的失败，使西乡军最后一丝可能打破逆境的希望破灭， 彻底陷入了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

黑田清隆率领的八千余人的庞大部队“冲背军” 在打败南面从鹿儿岛来的别府、宫崎逆袭八代的进攻的同时，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向北面的目的地熊本城推进。这时，熊本城中的政府军也沉不住气了，熊本被围日久，军粮将尽，已经开始杀马而食，因此派出向南的突围部队以求与友军取得联系。 出乎他们意料，围城的西乡军兵力相当薄弱，由奥保巩率领的突围部队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跟“冲背军” 接上了头。

不久后(4月12日)，掌握情报，有了充份信心的“冲背军” 以强大的兵力将西乡方面的南下军彻底击溃于御船。南下军指挥官，永山弥一郎，见事不济，掏钱买下了一间民房，自焚于其中。桐野利秋在得知永山死信之后慨叹：“我军丧失了一员无可替代的勇将。”永山是在讨论起事问题时最反对举兵的人之一，而他的死，却并不见得比曾斥责他为“胆小鬼” 的筱原国干，来得懦弱半分。

4月15日，冲背军中佐山川浩，率先进入熊本。在十年前的戊辰战争中，他作为保幕势力武士率军坚守会津，而当时挥兵猛攻会津的，却也不是别人，正是此时他前往救援的熊本城中的守将，谷干城。二人相见，抚今追昔，自是别有一番兴味。至此，被围五十余日的熊本城中的政府军终于重见天日。 熊本城的坚守战，以弱兵抗强敌，使政府军赢得了调派部队的宝贵时间，为西南战争政府军获胜奠立了重要基础。

形势对西乡军而言更为严峻了。西乡部队向南向东撤退收缩，检点兵众，前面起兵时的重要将领伤损半数，如今只剩桐野利秋、村田新八、池上四郎、别府晋介、野村忍介几人。兵力也减至总数不及八千，于是重新编制为奇兵、振武、干城、电击、鹏翼、破竹等队。名字虽然叫得响亮，但面对五万余士气高涨，补给充足的政府军，究竟应该何去何从？有人提议，回至鹿儿岛，割据一县，与列强谈判，出让利益，在列强支援下成为独立一国，被西乡隆盛一口回绝。前期曾多次正确分析判断形势、提出正确战略建议而未被采纳的野村忍介此时又出奇谋，他的提案是，全军向南，再向东，做大迂回，自九州东南部再度北上，避实击虚， 攻取九州东北部政府军所占港口和补给基地，进行流动做战，必可再图大举。 然而再次遭到桐野利秋的否决，最终采取折衷方案，分兵两路，野村带两千人自东部北上，余者由桐野统一指挥，在九州南部鹿儿岛、大隅、日向三县力据敌军。野村指出，如此，军分力弱，倘政府军切断两支部队联络处，事必危急，桐野不听。

此后形势发展果如野村所料，野村指挥的北上部队虽连获战术胜利，但兵力不足，终为政府军野津镇雄、谷干城二少将所败；而桐野指挥的西乡军主力，因处处分兵，处处被动，被山县有朋、大山岩、 黑田清隆、川路利良等人的部队一路追迫，也不得不向北退逃。等到历尽辛苦，终于与北上部队再次会合时，西乡全军也只剩二千余人，被围于九州东北部海边的可爱岳下，挤压在方圆一里的谷中。西面、 南面，是政府军的五万大军， 北面是绝壁，退无可退。

见再无可挽回，西乡隆盛慨叹“勤王师不扑王师”，为避免更多伤亡，决定解散全军。8月17日， 他在谷间亲手焚烧了自己的陆军大将军服，众士兵围着哭道：“全日本唯一的一件大将军服就这样没有了。” 西乡微笑：“诸事瓦解，岂有后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 又发令全军：“值此之际，各将士降者可降，死者可死。唯任其各尽所志耳。” 西乡全军奋战半年，至此解散。他同时放归爱犬，只与亲信众人相期一战而死。但要求伤重者与非战斗人员不要参与，同时要自己已经负伤的十七的儿子菊次郎也在第二日投降，不要白白送死：“慎吾(西乡从道)、弥助(大山岩)等人必会好生看顾。”

 这一晚，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堂弟大山岩，确确实实就在可爱岳不远政府军大营中。西乡从道是以代理陆军卿的身份从京都赶来视察的，大山岩，则是包围部队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夜深的时候，他们听到北面西乡军营的方向那边传来零落的枪声，两人踱出帐外，默默伫立， 向那个方向张望，枪声似乎又停止了。海雾很浓重，空气里有硝烟和焚烧织物的气味，什么也看不清。从人问，是否要再走近些。从道摇摇头：“不要了，” 又看看身边的大山岩，“兄长他，。。。可在那边。。。” 大山岩无语。

这个夜晚，恐怕是这两个日后将分别成为日本海陆军元帅的人生平最为胆怯的时候吧，第二日，政府军就要对可爱岳的西乡部队营地发动总攻，他们曾经最为崇敬的大哥，那个从他们年幼时起在海边玩耍打斗就一直会在背后笑着看护着他们的人，那个在十年前倜傥指挥千军席卷四岛的全日本维新志士的领路人，真的就会在下一个清晨来临的时候，战死在眼前那片海雾垂漫的青谷中吗？

 

    设想一下2月27日西乡在他的本营的情景。西乡这段时间里一直住在熊本城西南不远的地方。从那里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时时有探报传来战场消息。开战以来，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很少对战场局势发表意见。他的身边挂着大将军服和军帽。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考察各国军队优劣，决定采用德式陆军、英式海军，武器装备英美德各国都有，而只有军服，是采用法式的。西乡不是一个留恋官位的人，但却很珍惜陆军大将这份荣誉，很珍爱这套军服。他同样珍爱的东西还有两种，一是刀，二是狗。军服和刀，是作为武者的象征，而两条常常跟在身边的猎犬，由于它们的忠诚，一直受到西乡的宠爱，举兵以来，也都追随身边。

外面，炮声又响了，猎犬警觉地站起身。有武士跑进来：“大人，城那边向这里密集开炮呢，我们是不是往后撤撤？” “不必，此地不在火炮射程内。” 西乡答到，肥胖的身躯依然纹丝不动。“战况如何？” “池上、永山大人还在围城，已经在规划水攻之法。昨日派往城内军使劝降，不料至今未归。恐怕已被扣押，被城内守将谷干城这些人问得大人本营所在，因此现在他们才会努力向这边炮击罢。” 西乡想：“这个土佐的谷干城，倒真是块好料，区区三千平民兵，竟然教堂堂万余萨摩武士奈何不得。也是熊本城坚之故啊，若是野战，必非筱原、桐野的对手。” 于是又问：“前线的孩儿们呢？” “大人，前日(2月25日) ，敌先锋乃木希典的部队在熊本西北的高濑与我军野村忍介大人的部队和同盟的熊本士族队遭遇，大战于菊次川间，。。。”

“怎么，又是乃木吗？他不已经被我军两次击溃？” “大人，这乃木几日前虽是溃逃，却几番卷土重来，甚是顽固。” 西乡想道：“嗯，想不到， 这长州藩的乃木，却也是个有武士精神的汉子，日后若真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开战，日本军备、武器一定都不如敌人，只有靠不屈不挠的武士精神才能取胜啊。” 于是接着问：“战果如何？” “秉大人，我军意气奋发，渡河直击，再次打得乃木频频后撤，不料向晚敌野津镇雄少将所部援军即至，我军遂撤回河东。昨日(2月26日) ，敌军援军大至， 千余人渡河，乃木队直进至田原阪附近，我军亦力战支撑。至晚敌稍退。今日(2月27日) 清晨，我方筱原国干大人主力赶到，于正面与敌四千余人隔河对射，午时两翼桐野利秋、村田新八大人主力亦至，二部纷纷渡河进击。现正激战中，我军共约三千余人，不及敌军一二两旅团人数之众，但我军仍处于上风。” “好，知道了。” cｃｈｅ

武士退出屋外，望望熊本城的方向，又叮嘱了一番侍立门外的武士们。武士们的正义、荣誉、一切都寄托在西乡一人身上，他们绝不能让西乡遭遇半点危险。不过因此，这段时间里，西乡既不能亲赴前线鼓舞士气，也不能随处走动探听消息，一切军情只能靠手下秉报，几乎与被这些疯狂崇拜他的武士们软禁起来无异。屋内的西乡依然静坐沉思：“野津镇雄和他的弟弟野津道贯也都是萨摩人啊，我在倒幕时的伏见、鸟羽前线见过他们一炮即令幕府军丧胆的风姿，再加上这个咬上就不要命的乃木， 恐怕高濑那边也很难缠啊。不过我军的村田新八也是炮术专家，桐野、筱原两个都是野战良将，应该还是可以打败敌人吧。 如果慎吾(西乡从道) 、弥助(大山岩) 他们也在我这边就好了。。。” 西乡暗暗叹口气，摇了摇头，“这个弟弟慎吾，多年跟在我身边出谋划策，很有见解啊，堂弟弥助也很了得，以前萨军枪炮，全靠他这个专家采买。可惜维新后都变了，慎吾出国考察回来，竟和我说‘王道尚危，何论攘夷’之类的怪话，跑去和伊藤等人去讨论民权、议会之类的话题，倒有些像起以前的阪本龙马了。 难道勤王之道，也是可以怀疑的吗？好在他们虽然不在我军阵营，但也还没出现在前线，现在身边只剩了小兵卫，还是这个弟弟像我啊，沉默少语，勇于冲锋，他现在的部队属于筱原制下， 也该在高濑奋战吧。。。”

天逐渐黑了下来，炮声也变得零零落落了。 外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开了，一队从前线返回的武士裹带着干冷的空气跑了进来，为首胳膊吊着被血染红的布条，伏倒在西乡案前， 高叫道：“大人，大人。。” ，西乡稍稍把身子探起来，“慢慢说，何事？可带回最前线消息？” “今日我军于高濑与敌军大战，将士们浴血前进，硝烟蔽天。据传，已击伤敌第二旅团司令三好重长、并前次屡犯军锋的乃木希典少佐。。。” “嗯， 这么说，是胜了？” 武士迟疑一下，接着说：“但因筱原国干大人部队自晨即战，与敌互射，弹药已尽，不得不于午后二时后撤，随即敌第一旅团主力也赶至，左翼村田大人部队因众寡不敌，亦回渡后撤。右翼桐野大人战至最后，只得也撤向熊本以北山鹿方向。。。” 武士又顿了顿，西乡未动声色：“列位辛苦了。” “。。。另，小兵卫大人，前胸中弹， 战死，。。。” 后面的武士们把西乡小兵卫的尸体抬了进来，再后面，还跟着一个年轻的小将。西乡没有说话，依然端坐，面色凝重。

良久，他站起身，对为首的说：“请起，列位和小兵卫都可以下去了。” 接着，又转向那员小将：“菊次郎，你留下吧。”这员小将，是西乡隆盛的儿子，西乡菊次郎，此时年仅十七，也跟随在军中参加战斗。隆盛和菊次郎一起缓缓踱向屋外，伫立在门口，望向深暗的天幕，“菊次郎，桐野曾经说过，我的作用，就是给他这样不知该葬身何处的武士们选择一个战死的地方啊。。。”

1877年2月25日至27日的三次高濑会战，是政府军与西乡军的主力间的首次较量，双方伤亡惨重，是役，政府军第二旅团长负重伤，几次与西乡军缠斗的乃木希典也终于负伤住进了后方的医院，而西乡军方面西乡小兵卫阵亡，弹药和后勤不足以及各队之间缺乏协调的缺点都已暴露出来，不得不向东面撤退。这次战役是政府军从战略防守到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此战后，经过短时间调整，政府军以菊次川边的高濑为基地， 凭借强大的兵源和后勤，频频向阻隔在高濑和熊本之间，由北向南分布的山鹿、田原阪、吉次越三地发动进攻，而西乡军以此三地为中心，进行艰苦的防守战。

西乡军从高濑撤退后的形势是这样的：桐野利秋约3000人与九州各地武士组成的同盟部队一起驻守北方的山鹿，当面之敌为政府军第三旅团；村田新八、筱原国干、别府晋介等人加上熊本武士组成的同盟军一起驻防田原阪和吉次越，当面之敌为野津镇雄、野津道贯两兄弟率领的政府军第一二旅团主力。双方兵力相差不大。

3月1日，西乡的堂弟，陆军中将大山岩带领增援部队两个旅团赶到九州博多港登陆，接受政府军实际总指挥山县有朋调配，但还没来得及赶到前线加入战斗。 3月3日至3月4日，北面山鹿的桐野利秋部即向政府军第三旅团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各有高级将领阵亡。 其间野村忍介领支援部队攻击政府军侧背成功，政府军几乎不支。政府军第三旅团不是精锐部队， 在被攻击后草木皆兵，一度非常惊恐，有这么一个政府军士兵事后的回忆记录说：仅因为两匹马受惊，被误传为西乡军偷袭， 而引起旅团总部大混乱，参谋长避入路边泉水中，浑身湿透，负责管军旗的人躲去院墙角，把身子缩得不能再小，而接着，就立刻有人冲上来拿他身体当踏脚石，试图踩着爬墙逃走。不过，由于4日始田原阪方面已开始展开大战，山鹿方面的西乡军也不得不随战场形势转变而派兵赴援，因此无力继续进攻， 这条战线最终依然维系相持状态。

同时(3月3日) ，政府军一二旅团趁雨中西乡军无法开枪的机会向田原阪和吉次越进行试探攻击，并分别打败别府晋介和筱原国干的部队，在占领一些前沿阵地后回撤。第二天(3月4日) ，政府军在野津道贯大佐指挥下再次向吉次越进攻，吉次越道路地形十分复杂，这次， 西乡军方面筱原国干和村田新八早已陈兵以待，大张两翼，夹击在不利地形上的政府军，战况惨烈，连野津道贯都身中三弹。筱原国干是西乡的忠实追随者，虽然是书生出身，却也修习剑术，作战常打头阵。他极度拥护西乡的“征韩论” ，曾有诗：“饮马绿江果何日，一朝事去壮图差。此间谁解英雄恨，袖手春风咏落花。” 抒发不能建功域外的感慨。此次他又亲自带队，着陆军少将军服，持银饰指挥刀，披绯红色斗篷冲在第一线。结果政府军中有曾经在筱原手下任过近卫军少佐的军官认出了他，遂令狙击手射击，筱原应声而倒，不过西乡军并未因丧失身为实际前敌指挥的筱原而受挫败，依然奋勇冲杀，取得了此次战役的胜利。亲历此战役， 作为西乡军同盟的熊本武士首领有诗：“君不见吉次之险险于城， 突兀摩空路峥嵘。烟笼高濑川边水，风卷三岳峰上旌。一朝传警笑相待，忽闻千军万马声。硝烟为云弹为雨，壮士一命鸿毛轻。呐喊声和巨炮响，山叫谷吼乾坤轰，炮声绝处松声寂，一轮皎月照阵营。” 就是这次激斗的真实写照。 

吉次越之战，政府军在一天内耗弹数十万发，战死二百余人，下令狙击筱原的那个少佐也在战死之列。而西乡军也付出巨大代价，据参战武士回忆，“去时纷纷一队，归止寥寥不及半数”。此后，政府军意识到吉次越地形过于复杂，如果不先解决北面田原阪的西乡军，冒然进攻，势必再遭受夹击，因而把主攻方向瞄准了军事重地田原阪，另外，大山岩的两个新旅团也在赶往战斗的路上，西南战争中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 田原阪之战展开。

筱原的尸体被送回西乡所在的本营时，依然裹着如血一样殷红的斗篷。西乡一反常态，失声痛哭。志在“饮马绿江” 的筱原终战殁于故乡的土地上，而更多如西乡小兵卫和筱原国干般的双方将士们，还要继续担戈披甲，在矢石交坠的险途上挥剑争先。

 

西乡军主力为萨摩武士，一万余人，另有九州其他地方的士族部队自愿或被迫参与，但实力、士气远不及萨摩武士；政府军发动六镇台、近卫军、北海道戍耕部队已有四万余，另加警察队五千余人并后续征调部队，兵力达五万以上，后期更至七万，其中镇台兵和戍耕兵主体由农民组成，战斗能力和士气较差，但经历过侵略台湾和镇压“秋月”、“神风连” 之乱等战争考验，水平已有所提高，警察队和近卫军的主体都是旧下级武士，战斗力虽弱于萨摩武士，但也曾都是世袭职业军人，此外，政府也从以前倒幕战争中支持幕府的武士中选拔战士，这些人多与倒幕主力萨摩武士有血仇，战斗力不可小视。

西乡军所用枪支主要为前装式的，例如恩菲尔德式步枪，射速慢，下大雨时无法使用，且弹药多为武士自备或土法制造；政府军大部份军队已换装史耐德式后装步枪，射速快，下雨时依然可以使用。

西乡军在单兵射击技术、剑术等方面占优势。但后勤补给极为落后，且主要靠大山纲良在鹿儿岛县内支持； 政府军方面虽劳师远征，也常出现弹药不足的问题， 但有三菱公司进行后勤和补给工作，且拥有海军11艘近代舰船，是以可以进行源源不断的支援，西乡军没有船舰，也没有采纳先期渡海或者袭夺港口之策，因此被完全困在九州岛上，不可能对政府军的后方或补给线进行打击。

西乡军的支持者为鹿儿岛的大部份士族以及军势所及的九州岛上其它几县的部份士族； 政府军则拥有四十多县市的强大资源，以天皇的名义削夺西乡等人官位，政治上以顺讨逆，同时也得到外国列强的帮助。

此外，政府军以开始使用电报手段来进行军队间通信，西乡军依然延习传令兵传令旧法。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不论兵力、武器、后勤、支持力量还是通信手段，西乡军都处于劣势。

那么，进围熊本这样的战略是否正确呢？熊本城雄踞鹿儿岛的交通要道上，从幕府时期就一直是用来监视萨摩人的，这一九州重镇假如真的落入西乡军之手，确实是会造成九州震动的效果的，一定可以鼓舞西乡军和其支持者。那么有没有实力夺取呢？如果没有援军，仅凭熊本城中加到一起三千余人的平民兵和警察部队，无论如何是没办法抵挡一万多精锐萨摩军的进攻的，城陷无非是个早晚的问题。当然政府不会真的不发援军，眼睁睁看着熊本陷落，自然会倾力来救。这样的情况下，无非两种选择而已：速速攻陷城池再攻击援军，或者围城打援。西乡军显然选择了前者，准备一鼓作气在政府援军到来前拿下熊本，因此，全军攻向熊本，既没有考虑到敌援军到来速度之快，也没有抢占港口或道路要冲以阻敌赴援。西乡军全部胜利的赌注，就押在“熊本必会被迅速攻陷” 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

西乡军自1877年2月15日起陆续开往熊本，因时逢大雪，将士们都在雪中艰难跋涉，甚至有在行军中冻死的，但士气依然高昂。有这样一个故事，桐野在开道时捡起一支路边的竹杖，一边敲击面前的积雪，一边大声喝道：“青竹一支，便可压倒熊本。” 这样的气魄，恰也是西乡所推崇的，武士们认为，战争不是靠精良的武器或是充足的补给、精妙的战略，而是靠坚贞高洁的所谓“侍魂”来取得胜利的。

2月21日，西乡也从人吉赶到川尻(熊本前线) ，西乡军开始强攻熊本，22日，筱原国干、桐野利秋、池上四郎、别府晋介、村田新八等各领军猛攻。城内以谷干城、桦山资纪为首的政府军早已做好充分准备，调配好武器、人员，削平城外射击范围内的障碍物， 沉着应战，顽强抵抗，交兵一日，未有大失。陆军少将谷干城知道众寡悬殊，必须收缩兵力全力守城，他是个受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甚深的人，曾按剑巡城，鼓舞士气：“唐未亡于安禄山之乱, 皆张忠烈守睢阳之力也。今之熊本即夕之睢阳, 天下安危系于此城存亡。岂能畏死而遗耻于后世。” 当然，日本政府有着强大的后援力量，山县诸人也非贺兰进明等辈可比。前一日，21日，也就是西乡军开始进攻熊本的那一天，政府军先头部队五千余人就已经到达九州的博多港并开始登陆。22日夜，政府军先锋乃木希典少佐带领部队向南进行搜索攻击，于熊本城以北与西乡军发生激烈冲突。

乃木希典没能抵挡得住曾在戊辰战争中大显身手的西乡军的冲锋，一战不敌，向西向北撤退，混乱中连天皇所赐军旗并皆丢失。然而，政府援军到达的消息也给了西乡军很大压力。同时(22日夜)，西乡方面的后续部队在反对强攻的野村忍介的带领下抵达熊本城下，西乡军展开激烈辩论：野村认为，应迅速派主力向小仓、长崎等港口挺进，趁政府军军势未集，切断其来路；筱原、桐野等人则以为势已成骑虎，必力攻到底，即便牺牲半数，也必须先取下熊本。结果，筱原只批准了派遣小部队向北向西追击乃木希典部队的计划，其余部队继续攻城。乃木希典也确是顽强，次日（23日)，居然收集残兵再战，然而又被西乡追击部队打得大败，一生都以此败为耻。同时，西乡军对熊本城遂继续强攻，以山炮、臼炮各20余门对熊本城进行猛烈炮击，城楼为炮火所中焚毁。城内守军也进行回击，动用山炮10余门，臼炮7门。恶战一日，西乡军伤亡惨重，依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顿兵坚城之下之形已成。24日至25日不得以，停止强攻，以池上四郎的部队继续围攻熊本，以永山弥一郎的部队作为后援和海岸守卫留驻熊本城附近，其余部队分头北上，寻政府军主力交手。陆续登陆集结的政府军主力也已接近2万人，全面向南压进，一场更大更为激烈的战斗就要拉开序幕。

综合实力处于劣势的武士们，虽然以“青竹一支” 般的“侍魂” 激励起高昂的斗志，然而初期如虹般的气势，很快也将如虹一般，在烈风中消散。

 

历史，究竟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其实挺难说清楚。就是当初说“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那位英雄，也一定相信，历史这车，光有动力，没人把好方向盘也是不行的。在转折点上，时代精英的素质高低，决定了历史发展方向正确与否，只有这些精英们，才能决定，是否可以把人民－－创造历史的动力导引上正确的道路。

西南战争时期的响当当的人物，大都参加过倒幕的戊辰战争。作为那一时代的超级英雄，西乡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英雄的作用，是看清历史潮流，顺应时势，带领一个代表先进力量的群体，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变革。倒幕中的西乡，看清了幕府和诸侯制度的弊端，看清了非变革不足以使日本富强，看清了武士阶层是可以起而推翻幕府的强大力量，因而坚定果断地实行自己的战略，确实也达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然而这一胜利， 并非西乡一人的胜利，这是所有具有先进思想的维新志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以戊辰战争中最为关键的一战“伏见、鸟羽战役”为例，普遍会认为西乡统率的萨长军队是以弱胜强的。其实，如果仅以参战双方军队数目多少来言强弱，自然是以弱胜强， 但如果全面分析形势，则强弱之形恰恰相反。战前已经通过“讨幕敕令”，天皇、公卿和西部诸侯的力量都已站在萨长一边；萨长土肥四强藩联手，武士中最能战的力量都站在萨长一边；通过萨英联盟等手段，英国等西方列强站到了萨长一边；有了以顺讨逆之名，普通平民也会认为萨长军队是正义一方；萨长军队的训练、士气、战术水平更远非幕府军队所能比。而这些优势，如果没有上至大久保、木户，下至川路、桐野这些人的奔走和拼命，仅凭西乡一人，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的。可是由于戊辰战争的迅速胜利，作为讨幕军队的主要领导者， 西乡成为天下仰慕的偶像，他和他的拥戴者，普遍高估了他的一人之力和他所代表的所谓“坚贞侍魂”。

戊辰战争中，是武士群体意识的统一性，使他们走到一起，并肩战斗的，而维新以后，这些武士个体的意识发展水平则大相径庭。政治思想最先进，提倡宪政、民权的木户、伊藤、板垣、宫崎等人都并不满意大久保的所维护的集权的“太政官制度”，然而他们出于不同的考量，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木户、伊藤等人认为，只有维护政府权威，消除割据势力，才能最终进入民权社会；板垣认为西乡的战争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但又不支持大久保的独裁，因而选择退于两个势力以外；宫崎虽然很清楚地知道西乡即便胜利也不会推动民权运动发展，但却无法拒绝自身所固有的道德观念的导引，参与了反叛。思想处于中间的大久保、川路、山县等人，拥有相对鹿儿岛势力而言强大得多的国家机器和既得的个人利益，坚决维护现有统治秩序，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军政各方面的近代化。 而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参与西乡一方和被西乡所在的萨摩武士团体看重的，则大都是代表保守武士利益、武士道德规范和武士作战思想的人们。

武士群体意识的分裂，使这些曾经并肩浴血的时代雄杰们，在那个玉鳞飞舞的季节里，在曾经一起成长的日本西南天空下，拔刀相向。

 

下面是西乡决意起兵后各方反应：

西乡方面，私学校总部立刻被改为“萨摩军本营”，并开始编制兵员。第二日下午，又召开了战前会议，决定战略方针。西乡小兵卫进言：以三艘汽船载军，偷袭长崎港，从那里再抢得更多汽船，接着载西乡并全军约万人直驶东京。此计实在是过于有想象力了，日本海军虽然初建，但总排水量已在万吨左右，即便萨摩军抢得船只，也绝不可能从长崎直驶东京而不受到海军攻击。于是野村进言：兵分三路。一军习小兵卫之策，为奇兵，偷袭长崎，旋以所得船只分二路，一路远出东京、一路近取四国，取道土佐，与当地士族联手自海路直取大阪，将日本拦腰截断，另以一队出陆路为正兵，北进熊本，或围或攻，相机占领九州全岛再东出本州岛与第二路会合。应该说，这一战略相对小兵卫的战略来说要有把握得多了，进可攻退可守，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有利于团结发动土佐和其它更多地区的士族力量。可是偏西乡由于戊辰战争中的旧嫌，并不愿意更多地与土佐合作，又加实际指挥萨摩军队的桐野和筱原等崇尚以“堂堂之阵”正面进攻，所以也被否决。因此最后通过的方针竟是：全军约万人尽数攻往熊本，克后占九州全岛东出本州。由于桐野曾任熊本第一任镇台兵司令官，再加不久前“神风连之乱”时几百叛军就轻易攻夺熊本城，众武士都非常相信桐野有关熊本镇台兵不堪一击的描述。萨摩军队历来被称为日本第一强军，又加确实戊辰一战横扫日本，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以天下第一强军万人去夺取区区几百人便可攻下的熊本城，必是易如反掌。桐野更是信心满满：“熊本百姓之兵，必可一蹴驱之”。所以，虽然这一战略完全建立在熊本可以迅速攻克的假设基础之上，依然是被认为最有把握的。西乡甚至估计：半月后即可攻至大阪。

夹在政府和鹿儿岛士族中间的是鹿儿岛县令大山纲良。他本也是萨摩勇将，曾带兵参与伏见鸟羽一战，又曾转战日本东北，也因功受俸禄八百石，而且心中偏向萨摩武士。但由于他这个县令名义上是政府任命的，所以武士们又不把他完全看作自己人。在听知西乡将要举兵的消息后，他跑去拜会西乡，问及战略，西乡只说：“身为大将，统全国之兵以讨不臣，何虑之有，便是镇台兵，也可相机统领”。显然，西乡对于他自己起兵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是完全不抱怀疑的，也没有真正仔细考虑过会遭遇政府军进攻的困难。大山纲良暗自叫苦，又问倘九州压制完毕，没有海军，该如何从马关渡往本州？大山是在戊辰战争中领过一队萨摩军疾进直出本州中部的勇将，自然知道其中艰难。然而侍立西乡身边的筱原只轻描淡写地说，可搭船桥。大山知多说无益，遂不复言，但他还是尽他的可能去踏踏实实地为西乡军准备后勤、医药等等。其中，有位居住鹿儿岛，在戊辰战争中出任过萨摩军军医的英国人也上书西乡，要求以个人身份加入，被西乡婉言谢绝，只带走了他的日本学生们作为随军军医。

日本政府方面，2月3日就得知私学校学生夺取弹药、西乡有可能起兵一事。搬运弹药、侦察离间等行动原只起警戒作用，防患于未然，大久保并没有真的想到要这么快激为兵变，闻讯愕然，他和木户几次做势要亲自去鹿儿岛说明缘由，说服西乡，都被众人拦下。最后决定，由海军大辅，西乡的表妹夫川村纯义为特使，渡往鹿儿岛，说服西乡。然而为时已晚，鹿儿岛已经一县若狂，川村被认为是萨摩的叛徒，连西乡的面都没能见到，只见到了大山纲良。两人各有无奈， 川村问大山，可否请西乡与在下一同乘船进京向天皇进言？大山言， 可惜从人太多。川村问，不知有多少？大山答，少说也有一万。川村知事已不可挽回，更何况，大山实际上也无法做西乡的主，西乡实际上也无法作武士们的主。大山还劝川村，倘萨摩军进至马关，海军请网开一面，莫要攻击，川村苦笑点头，随即只得乘船回返，然后迅速向大久保报告，并以电报通知熊本镇台及各地政府军警做好准备。得知西乡必要举兵的消息，大久保下定了决心：“事情曲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 木户也主动请缨，欲亲领军与西乡一决高下，但因病体难支，无法成行。

至此，双方都已进入积极的备战状态。

西乡军方面，自2月6日开始招兵，将总部改为萨军本营，分部为分营，当天就集结3000人。其后兵力逐渐加增，2月15日至17日，全军13000余人分七队举兵，目标直指熊本城。筱原国干、村田新八、永山弥一郎、桐野利秋、池上四郎、别府晋介等分为各大队队长，每大队约两千人，筱原实际上是前敌总指挥，桐野实际上做的是参谋长的工作。时正值九州南部多年罕见的大雪，15日，西乡隆盛驰马阅兵，鼓舞士气，以“新政大总督征伐大元帅西乡吉之助”的名义，高举“新政厚德”的大旗发兵。日本历史上迄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 -- 西南战争就此爆发。

政府方面，2月19日发布征讨鹿儿岛叛徒诏书，任命有栖川宫亲王为征讨总督、陆军中将山县有朋、海军中将川村纯义、陆军中将黑田清隆分别为陆海军征讨参军。20日征讨总督率陆军50000余人从东京向九州进发。 海军11艘军舰也投入战争。

萨摩的武士们历来被认为是忠贞勇猛的典型。他们为战而生，为战而死，虽很少使用骑兵，仅凭双脚走路，却有着惊人的机动力。每当听到要打仗的消息，他们便就近拿起火枪、挂好长刀，如细流汇向大河般奔向战场。近三百年前，他们就是这样跟着他们的领袖，奔往丰后、奔往关原，去挑战时代的最强者丰臣、德川；此时他们又踩着积雪，与他们的最后一个不离不弃的守护者西乡隆盛一起踏上漫漫征途，奔往熊本，向这个由他们浴血奋战开拓出来却背叛了他们的时代，向这个由他们亲手建立却不属于他们的日本帝国，发起进攻。

 

说来真夸张，这日本的近代警察机构，最早也还是西乡隆盛建立起来的。是他在东京设立的警视厅，拔擢萨摩同乡川路利良作警察总长，并且规定，主要由幕府时代的“乡士”一级的人充当警察，而由“城下士”一级的人充当近卫军将校。原来，幕府时期，等级森严，“乡士”虽然和“城下士”一样是武士，可是级别上就要低了。“乡士”到了城下，经常会被高傲的“城下士”们无缘无故地爆捶一顿。西乡隆盛的爱将桐野立秋当初也只不过是一个“乡士”而已，如果不是因为武艺高强为人直率，受到西乡的特别青睐，他也是不可能当到陆军少将的，最多也就到警视厅当个警部而已。西乡这样特意把“乡士”和“城下士”区别对待，说明他很清楚两者之间不能融洽共处，但却承认和听任这种状况继续，毕竟眼光还是狭隘了些。而且，他开办私学校，所依赖的骨干也还大都是“城下士”出身的人。

而此次坚定站在政府一边的警察总长川路利良，既曾是一员倒幕勇将，又是一个老谋深算，对时局和各势力之间关系有很深刻了解的家伙。他派往鹿儿岛实行侦察和离间任务的二十三名间谍，以少警部中原尚雄为首，都是他手下最为精明强干警察。他们大都出身“乡士”，对于“乡士”和“城下士”之间的差别待遇早就心存不满。川路在动员中原这些人的时候，除了老一套的“忠于天皇，讨伐不臣”之类的政治鼓动以外，还特别挑动了他们对“城下士”的仇恨。有时再崇高的行动也还是需要卑微的动机来驱动。 

可是，真的要把间谍派入鹿儿岛并取得成效，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萨摩在幕府时期就是有名的“双重锁国”地区。何谓“双重锁国”？德川幕府时期在日本全国施行“锁国政策”，除了一些特许的对外活动以外，一律不得与外国沟通。而萨摩又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地方的人组织严密，对幕府封锁消息，外人进入萨摩都会受到严密监视，实际却私下进行对海外国家的商业和文化交流活动，被称作“双重锁国”：幕府封锁日本，萨摩屏蔽幕府。旧时幕府的探子一旦进入萨摩地面，就很难再活着回去了。中原尚雄等人当然也知道这一点， 因此每个人都是报着必死的决心从东京出发的，他们也很小心地规定好了暗号，然后跟一家老小告别，说是回萨摩老家看看，可是毕竟情之所至，言里言外流露出“一去不复还”的意思。 

鹿儿岛的武士们岂是吃素的，中原他们这样“壮发上冲冠”的举动早被私学校武士们侦知，并迅速安排好反间谍队。 等到被他们称作“东京狮子”的中原等人一进入鹿儿岛境内，立刻就侦察清楚了他们的人员、住址、联络方式甚至暗号等等，也封锁了道路港口，随时可以展开“猎狮行动”，这场情报战甚至在短兵相接以前，武士们就已经胜出。不过，由于他们听说“东京狮子”们还要采取“特别行动”使用一切手段阻止西乡隆盛起兵，他们就猜测，这样的“特别行动”只可能是暗杀。武士们随即加强了对西乡的保护措施，另方面在等待更合适的时机，试图再多搜集些这批来自东京的间谍想要暗杀西乡的证据，所以没有立即动手抓捕“东京狮子”们。那么，到底“东京狮子”有没有接受暗杀西乡这样的特别使命呢？直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考察政府当时在九州的兵力警力部署，大久保、川路、山县方面完全还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只是进入警戒和防备状态而已，因此我认为实际上当时日本政府方面是绝不可能采取这样极端激进的手段的，只有侦察和离间才是真正的使命。不过武士们自然不这么想，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失去他们的英雄西乡隆盛，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这个节骨眼儿上，另一件事又发生了。鹿儿岛境内有兵工厂、军火库、造船厂，是旧萨摩藩时建立的，可以生产和储存枪械、弹药甚至海军的一些装备。虽然维新后划归陆军部海军部管辖，但鹿儿岛士族一向认为这些是他们自己兴建因此也该归自己使用的。 明治政府里很早就有人指出：为了消除后患，必须把兵工厂迁往政府能够完全控制的地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维新三杰中除西乡、大久保以外的那个 -- 大名鼎鼎的木户孝允！ ｃｃhｅ

这里要岔开话题聊聊木户孝允了。他维新以后干嘛去了呢？先聊远一点，前面提到过，大久保、西乡是萨摩人，木户是长州人。“第二次征长战争”时，幕府一方虽然因为西乡领导的萨摩军队拒绝参与而实力小了很多，但还是远比长州势力强大的，幕府军队从四面合攻长州藩。此时长州藩的志士高杉晋作组织“奇兵队”，声言“四民平等”，对幕府势力的军队展开人民战争，终于扛住了进攻。从此，“民权”思想在一批长州志士们心中就扎稳了根儿。木户孝允也不例外。在倒幕成功以后，他是坚定维护“太政官”制度的，但对大久保的独裁非常不满，因此辞官，后又被征召为参议，然而还是不能与大久保和平共事。尤其在去欧美考察后，屡次抨击大久保的独裁，提倡日本应尽早进入“民权”时代。 应该说，相对大久保而言，木户的思想更为急进一些，对于“宪政”重要性的认识，也更深一些。木户虽然是一个很小心眼的人，“至察无徒”，不拉帮结派，连长州系的山县有朋等人都不十分依附他，转去依附萨摩系的大久保。但他却很有平等思想，同是长州出身的经他一手从微末提拔而起的伊藤博文，他只平等地以同志相待，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日本是非常罕见的。木户的思想和行为却对伊藤和山县等人有很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木户为人虽然没有西乡那样豪爽，但却公私分明。他不因为西乡和大久保政见不同，自己也看不惯大久保的做事方法，而跟西乡站在一边。恰恰相反，他对于西乡在鹿儿岛一带搞“独立王国”，游离于现有国家统治秩序之外这一点，深恶痛绝。认为西乡这样做，不论本心如何，完全是置国家整体于不顾的，因此，他提出搬迁兵工厂、火药库等，避免形势恶化后它们落入鹿儿岛武士们手中的建议。不过这个行动当时被海军大辅川村纯义制止了。这个川村，是西乡的表妹夫，一个很有谋略的人，他在倒幕战争中的一场战役曾经拔剑而起，带队冲锋，掩敌之虚取得胜利，因而名声大振，后来也曾参与过西乡从道的侵台战争，被晋升为海军中将。 他很了解拆迁兵工厂会激怒鹿儿岛士族， 导致严重后果。 

不过这时，眼见西南九州岛局势不稳，士族起事不断，大久保又坐不住了。为防备西乡叛乱，1877年1月下旬，他密令把在鹿儿岛的陆军火药库的武器、弹药运往大坂。政府的人趁夜黑想偷偷摸摸地搬运军火，当即被私学校的学生们发现。学生们永远是最激进，最具有怀疑精神的。更何况他们在私学校受的教育，虽然也有西式兵学、枪炮之法，但更多的内容大都是还属于武士时期的教育，西乡就对私学校骨干们说过，要想了解天下大势，只要精读<<春秋左氏传>>就成了。照这种思路教育学生，怎么能不培养出一批红脸儿汉子呢？鹿儿岛的私学校学生们袭击了陆军火药库和海军造船厂，抢走武器、弹药。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而后一批学生就被政府的人逮捕。

消息传到西乡那里时，他正在大隅半岛的小根占打猎。先是“东京狮子”要进行暗杀活动的消息传来，西乡只是皱皱眉，自言自语“大久保要做什么呢”，他既不相信以前的亲密战友大久保会派人做这样的事，也并不特别为自己的安全担心。接着，学生哄抢军火的消息传来，西乡勃然而起：“大事休矣，彼等取弹药何为？！” 他很清楚此时还不是起事的时机，然而哄抢军火绝非小事，政府必然以此为借口对鹿儿岛进行压制，武士们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学生被抓走，一定会因此生事。他可以在此弹压，在双方间斡旋奔走，然而政府必然因此施加压力，开出条件，使鹿儿岛的独立地位和武士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他也可以选择置身事外，续他的渔猎生活，但却不是以武士精神为荣的西乡所能为了。西乡把自身和武士们的命运看作是休戚相关的，因此，他成为武士这一团体精神上的英雄，但也因此，他注定成为这一团体的俘虏 -- 他只能选择采取与武士们决定一致的行动。 在心腹桐野利秋和筱原国干的一再要求下，西乡终于决定“出山”，从狩猎地赶回私学校总部商讨起兵大计，途中写下“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助。百千穷鬼吾何谓, 脱出人间虎豹群。” 抒发决心起兵的感慨。在疾恶如仇的西乡眼里，新时代的暴发户们和大久保等独裁者们，要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取缔武士这他心中最为珍视的人群，因而，是世间的“虎豹群”。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知“愧无助”，也还是要“壮心横剑”，放手一搏了。

另一边，从听说西乡2月3日决定出山为始，私学校众人陆续将“东京狮子”成员逮捕，并进行了刑讯逼供。大部分间谍都遭到酷刑，有的十指白骨尽露，屈打成招，被逼在“暗杀西乡”的口供上按下手印。此时的日本，即便在警局内，也是通用酷刑逼供的。直到3年后的1880年，政府才颁布刑法，废止酷刑。因此武士们对同为武士出身的警察间谍们行刑，丝毫没有道德上的罪恶感。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也甚至都不愿亲自动手，只让身边的部卒来进行拷打，以不辱没自己的武士尊严。

1877年2月6日，西乡隆盛返回鹿儿岛的私学校总部。召集桐野利秋、筱原国干、西乡小兵卫、野村忍介、村田新八、永山弥一郎等137分校骨干并鹿儿岛各区区长、警队长官开会，商讨起兵大计。永山弥一郎坚决反对出兵，鉴于私学校的学生们还同时抢到了三艘汽船，他提议不如西乡拿着口供带几百武士乘船进东京以陆军大将身份向明治天皇陈情，并以“暗杀”之事问罪大久保和川路，同时为学生说情。然而桐野筱原等主战派以西乡身在鹿儿岛，大久保、川路等人尚且派刺客来，若置身海上，途中更不知如何保证安全为由，坚决反对，并力主一战。中间派的野村、村田等人也无法说服桐野和筱原。桐野和筱原更以武士断不畏死、必一战以卫西乡、以卫武士光荣之辞鼓动众人，一时群情激昂。西乡于议论中一言不发，会终前才徐徐开口：“西乡但以此身付众人”。至此，起兵之事，终成定局。

 

西乡隆盛从下野隐居到起事， 中间有四年的时间。 这四年里， 他一直在鹿儿岛通过办私学校的方法，培养武士，积聚力量。那么，他认为何时才是适当的跟政府摊牌的时机呢？他研判：日本迟早要对外扩张，那么一定会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由于俄罗斯是列强中最靠近日本也是最有扩张野心的国家，这场冲突必将非常激烈。届时，以平民组成的日本政府军无论如何无法抵挡沙俄军队，日本将面临又一次危机。这样政府就不得不再次依赖武士们来抵御外侮并对内扫清障碍，他所培训的武士们将大显身手，成为力挽狂澜挽救国家的中流砥柱。因此，在这之前，非到不得已，他不会轻易树起反旗与政府直接对立。西乡所谓“忧虑贻误志士方向，故欲施以相当之教育，磨练节义，以期他日大成”的办学意图中，所期的“大成”就是这样的大成。

然而这只是一厢情愿， 形势不会完全按照西乡的意愿来发展。

明治维新是日本富强的转折点，但这个转折过程是复杂的。 倒幕战争也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发端而已。到明治二十二(1889)年帝国宪法真正颁行时，日本才进入宪政时代。中间这段可说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独裁政体。大久保就是倒幕后维护巩固新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人物。他对自己的政治方略订下的目标是：十年训政，十年大修内政军备，十年致宪政付后来贤者。在大久保执政的十年里，他主要的工作就是进一步扫清保守势力，维护中央集权，为今后实行宪政打好基础。日本在幕末的大的阶级状况依上而下是天皇、幕府、诸侯、武士、平民，各级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而训政时期要建立起的架构是：天皇、太政官(中央官员)、各级地方官吏、 平民。太政官由当初倒幕有功的武士们中的精英担任，太政官任命各级地方官吏，平民接受地方官吏领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幕末的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必须被扫清。其中幕府势力和诸侯势力都已经分别通过倒幕和废藩置县被消灭。只剩下倒幕中表现积极的武士阶层，他们拥有特权，试图独立于司法行政体系之外，又在意识上认为他们高平民一等，这些都将是未来实行宪政的阻碍。因此针对武士们，大久保为首的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从政治权利、经济、意识各方面取缔武士特权。

其一，废藩置县后不久，政府就改革等级制度。废除诸侯和公卿的称号，改称“华族”，各级武士全部统称“士族”，农工商宗教界人士一律为“平民”。允许华族、士族和平民之间通婚，名义上各身份平等。加上前面说的军制改革，实行征兵制，平民兵也一样训练、出战，武士的政治特权被剥夺。这自然引起武士们的强烈不满，导致了西乡出走。另方面，平民也对很多具体措施有误解和不满。征兵令上文诌诌地说：“凡日本国民皆有保卫国家之义务，西人谓之‘血税’，言国民当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尽忠也。” 可是很多平民从没有接受过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教育，以讹传讹，居然认为政府要把他们拉去征“血税”，就是抽血作税，自然也很不满。其二，武士阶级当时还保留着重要经济特权，他们有世袭或终身的俸禄，这笔钱有时竟然相当于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而士族们又不事生产，这是很大的社会财政负担。于是政府逐渐采用削减家俸、用产业资金换俸禄、用货币换俸禄米等办法逐步取消武士俸禄。然而这过程中也有很多弊端，由于日本还处在农业社会末期，商业基础还没有完善，大量公债脱离武士之手，转入高利贷商人的手里成为他们的原始积累资本，他们成为后来的资本家，而大批下级武士却破产。 除了武艺外，武士们又没别的技能，转去作农民和小生产者，也很困难，心理也很不平衡。让农民交货币作为租税替代米给武士发俸，对于无处以米换钱的农民来说，也非常不方便。 其三，意识形态方面，政府两次下“废刀令”，不许武士带刀。但言辞激烈，甚至称“佩双刀，称武士，不事生产，厚颜不知羞耻；任意杀人官府不敢究其罪”，这当然引起的武士们的极大反感。此外，政府还建立起了近代警察制度。萨摩藩出身的川路利良成为警察总长。此人曾在 “禁门之变”和伏见、鸟羽战中挥兵勇战，倒幕成功后出洋考察各国警察制度。强调“国乃一家，政府为父母，人民为子女，警察为保姆”，建立起近代化的警察和谍报体系。 执法不留情面。很多时候武士和平民甚至认为这一时期比幕末的高压统治还要黑暗。  ｃ

这样，在明治初年的日本，一股股士族反抗的暗流都在地下涌动着，而在地面之上的，更有那个辞官还乡，在朝野有极大声誉，有心也有能力造反的西乡隆盛。在他控制的鹿儿岛境内，用县里的租税培养着大批不满现制度的武士。在大久保为首的政府眼里，一场大的风暴迟早会到来，而这场风暴，显然不是西乡所预期的俄罗斯的南下。 

面对明的暗的阻力，大久保该如何应对呢？他平生最是羡慕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即便遇到反抗，他也坚决实行。 宣称“兴一善不如除一恶”，表明他的坚定立场，采取激烈手段推行他的政策。这样，新旧，朝野两大对立势力之间的斗争，当然是无法避免了。

明治七年在九州的佐贺率先爆发了以江藤新平为首的“佐贺之乱”。 江藤本人并非守旧势力的代表，他是确立日本近代法律制度基础的功勋重臣。他的很多政见，甚至超前于那个时代的很多“太政官”。然而他所依恃的团体，却只能是有力量也有心推倒政府的士族们。而士族也同时利用江藤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他们纠集了3千多士族军，误以为西乡会在鹿儿岛举兵响应，因而起事，然而迅速被捕处斩。这次镇压成功，显然也更坚定了政府继续推行政策的决心。于是在1876年，政府发出废刀令和废除武士俸禄。士族更为不满。九州熊本旧士族二百余人，组织敬神党，宣扬神道政治，袭击县政府和兵营，甚至直接冲入熊本镇台，打死县令和镇台司令长官，是为“神风连之乱”，但起义很快被重新组织起来的镇台兵镇压。同时，在“神风连”的影响下，九州福冈士族4百人组成秋月党响应，本州北部荻士族也都群起响应，是为“秋月之乱”和“荻之乱”。这两次起义也非常快地被镇压了。

日本政府于1871年设置东山道、西海道两个镇台。后来又设东京、大坂、仙台、熊本四个镇台，各有兵约两千，作为弹压各地的军事力量。选旧藩兵改编为政府军队。熊本镇台就是用来警戒九州的，第一任的熊本镇台司令官，正是西乡手下勇将，大名鼎鼎的桐野利秋。再后来又撤销四镇台，设立六镇台，熊本依然是其中一个重镇。改征募平民军作为主力。兵力依然是两千多。熊本是与大阪、名古屋齐名的三大名城之一。它是当年丰臣秀吉手下大将加藤清正建立的据点，用了7年时间才得以完成，建成后到幕府末年一直都作为警戒、抑制九州诸侯特别是萨摩岛津家扩张的重要堡垒。然而镇台兵由于是平民组成，一向被人看不起，这次“神风连”之乱又变起突然，熊本轻易就被攻下，虽然后来镇台兵的反攻奏效，可是还是给人留下了“政府军无能”、“熊本可以轻易攻下”的印象。这一点，在后面进行的西南战争中，极大地影响西乡军的战略方针的决策。 

虽然这几次小的叛乱，西乡通通没有参与，但只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武士也没有训练完备，并非他真的不想响应。他曾在听知“神风连”起事后对部下说：“四方蜂起可待， 一旦行动， 必当震惊天下。”显然，即便没有与俄国的战端，只要国内统治情况恶化，西乡也一定会相时而动的。

大久保一边，一方面通过镇压这几次叛乱锻炼了政府军官兵。另一方面也确确实实加强了军备警备，做好迎接更大挑战的准备。为防止西乡起事，在熊本增添兵力， 警察方面，派出了后来被萨摩人称为“东京狮子”的间谍队。 这支间谍队，二十三名警员，全部是支持政府的旧萨摩武士，他们准备进入鹿儿岛境内，获取情报，离间西乡手下，甚至采取更进一步的“特别行动”。这场双方都一直在等待着的大风暴，即将到来。 

 

要回答西乡隆盛到底会不会谋反这个问题，大概可以从这么四个方面来看吧：一是是否有谋反的动机，二是西乡本人是否有反意，三是是否有谋反的行为，四是是否有谋反的实力。 ｃ

先来说说谋反的动机。任何一个神志正常的人都不会随随便便谋反来玩儿的。大致上想反的人，无非就是为了以下几个目的吧： 一，寻求个人的更大利益。像当年刘邦就问造反的英布：“何苦而反？” 英布就很干脆： “欲为帝耳。”西乡也“欲为帝耳”吗？他是下级武士出身，以维新英雄的身份出任陆军大将、近卫军统领、参议三项军政要职，可以很明确地说，有名有权，已经是位极人臣，不可能再有更高位置了。往上看，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从来都是傀儡，西乡绝不可能想要那个有名无实的位置。 比西乡位置高的还有太政大臣和右大臣之类虚位，西乡也绝不会有这样想法，因为这样的位置传统上都是出身公卿的人坐的，而且同样有名无实。往下看，全国贤与不肖，全都知道西乡的威名。哪个不存三分敬仰，何苦非要谋反顶着一个“逆贼”的帽子呢？说完官就不得不说俸，西乡的二千石俸禄是高是低？ 是维新英雄里面最高的，大久保和木户也才每人一千八百石啊。凭二千石的俸禄，过骄奢淫逸的生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造反以谋取个人更大利益这条基本是不成立的。那么，二，就是生命或者现有利益受到现统治者的威胁，要谋反才能获得更大权力保证安全保证既得利益，好比石敬塘的谋反，再好比英布的谋反其实也透着这么层“刀就要砍到老子头上来了”的味道。这条对西乡基本也不成立，当时西乡是很安全的，至少比幕末要安全得太多了，大久保等人跟西乡是革命同志，虽然这一时期在征韩论上跟西乡有矛盾，但从来也没有主动把他搞下去打算。就算想，只要西乡赖着那位置不走，他以陆军大将、近卫军统领名义上全国陆军，他都有权调动，驻扎东京的近卫军，也都归西乡统率，军权在手，更何况陆军和近卫军将校也大都是西乡一手提拔，海军将领事实上他也有权任命，就是再胆大包天的家伙也不敢动西乡半根毫毛啊。幕末时期，西乡是非常谨慎的，常常是带着桐野等一干剑术高手行动，倒幕成功以后却经常是轻装简从，可见他也没对自己的个人安全担心过。三呢，就是为报家仇国恨，好比伍子胥，好比小说里的黄飞虎、薛刚。西乡的家仇国恨都记在幕府的账上了，好友月照被幕府逼死，二弟也死于讨幕前线，新政府里的当权者，都是他曾经亲如兄弟的革命战友，这笔账无论如何算不到他们头上，所以三这条也是不成立的。 再说说四吧，那就是不赞成现有的分配秩序而又无法更改，要推翻现在占主导地位的人的权威，推行自己所信奉的理念。这条西乡就占上了。按说他已经是掌握政权的人中的一个，可偏他所坚持的理念，他所维护的人群利益，就是跟当时大多数政府中人的理念，和他们所维护的人群利益格格不入。西乡的急进“征韩论”在朝议中的失败，就很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而他的愤而出走，也说明了他已经对当时的政府的一些措施彻底失望，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他的“参议”身份来求得改变。西乡的辞职和出走，在当时是件震惊朝野的大事，甚至被称为“ 明治六年(1873年)的政变”，可见“西乡有谋反动机”这样的认知是实实在在的。紧接着的明治七年，为日本奠定法制基础、曾身为大法官、司法卿、因西乡“征韩论”未被采纳、也因自己的一些法制理念未获接受而与西乡一起下野的江藤新平，在九州的佐贺的三千士族的拥戴下，起而反叛，旋即被大久保镇压，并以极刑枭首示众，是为“佐贺之乱”。西乡虽然没有响应江藤的反叛，然而，他们的下野原因，拥护人群，居住地点，影响力和身份都是相去不远的。可以说，当时大多数的日本人都会以“佐贺之乱”作为强化“西乡是有谋反动机的”这一观点的根据的。而大久保对于江藤断然枭首，也可以看得出有震摄西乡的作用。

再来看看西乡是否本人确有反意。这个要放在不同时期来看。在他辞职下野时，应该还只是对政局的失望，并没有真正想动手，否则， 以他当时的身份，以他的影响力，调集亲信，在东京展开一次政变，拿捕不同政见的人，将是非常容易的。虽然他所提拔的将校中也有很多，类似他的弟弟西乡从道，已经跟他志向不同，但如果暗中策划，变起突然，依然是可以轻易颠覆政府的。可是这样的事情，并不能因为他当时没有做，就不能说他以后也不会做。西乡计不出此，只能说明，一是他认为时机不合适，仅仅以“征韩论”不能获得通过就发起政变实在还不能说服自己也不能说服更多的人，二是他认为这种行为实在不能符合他自己的道德规范，以阴谋诡计反叛，跟用刀子从背后捅人一样，恐怕不是此时信奉“推倒一世智勇，开阔万古心胸”的西乡隆盛所能为的啊。西乡虽没有立刻举起反帜，却没有人会相信他真的能平平静静地老死林泉。他回到萨摩鹿儿岛后，每日行猎垂钓，写下这样的诗句：“老夫游猎度残生，狂矣病乎踏雪行。获兔犬儿悠然憩，寒松翠挺暮云横。” 似乎真要不问世间事，然而，就在他还乡的第二年，曾经在倒幕中也出过力的土佐藩(在四国岛)士族就跑到他那里，跟他说：“大将何时起事，我等必厉兵而从，东出直取大阪，助君成功。” 西乡在某些问题方面却又很狭隘，他由于对土佐人在倒幕过程中的动摇颇有不满，因而回答说：“尔等不如助官军，随大久保，山县辈。” 这里很明显，对政府不满的人都对西乡抱着希望，而西乡自己也流露出他与政府的敌对立场，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反意之强烈。

更何况，他不光是真的仅仅渔猎而已。他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在诗里描绘的那些。他同时还在经营着私学校。这不是一般的学校，它在鹿儿岛市内和县内各乡设有130多处分校。可以说，这是一个以西乡为中心的紧密组织。更严重的是，鹿儿岛县从来没有上交过日本中央政府税款，县令大山纲良以下区长等官吏，公然不服从中央政府的调派。各级重要职务都由私学校的干部担任，甚至警察也多为私学校的人担任。这是一个以西乡为党魁，以私学校的校训“道同义协”、“尊王悯民”为纲领，以维护旧下级武士阶层利益为己任，以学校的形式为各级组织，以西乡私人俸禄、各学生学费、以及鹿儿岛县租税为经费的在野党。而且，这个政党，已经掌握了鹿儿岛整个县的行政组织，又公然不服从政府的法令与人事调配。这样，几乎可以说， 西乡明的也好，暗的也好，已经有了谋反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反形已具”的了。 更何况，西乡隆盛手下的那些私学校骨干，可也都不是一般人，他们是一大批经过戊辰讨幕战争洗礼过的武士。其中的干将有前面提过的桐野利秋，西乡小兵卫等，还有另一前陆军少将筱原国干。

这筱原也一点不比桐野差，他在以前萨摩和英国人的战争“萨英战争”中已露头角，后来在伏见鸟羽战中充任手枪队队长，也曾艰苦卓绝地大战彰义队，成为西乡隆盛的爱将。以严整勇敢著称。再加上野村忍介， 村田新八等等的才干与名望，私学校在第一年就征得三万学生。以西乡的威望，众武士的能力，众多的学生以及当地士族的支持，再加上鹿儿岛县的财政支援，和县内的军火厂，要说他没有反叛的实力，那也是没有人信的。

综上所述，西乡的谋反动机、意愿、行动和实力都已具备。西乡之心，确已可不必问天。大久保利通，山县有朋等人非常清楚这一点，在西乡下野之后不久，就增强了在九州的兵力和警力，也在加紧实行着一系列削弱士族实力措施。

 

一八七三年，愤而辞官的西乡再次带领亲信回到鹿儿岛，其中包括他的得力副官桐野利秋。在西乡隆盛奔走征战的生涯中，算得上为他充鹰犬之劳，爪牙之任的左膀右臂，一个就是这个桐野利秋，一个是西乡隆盛的三弟西乡从道。

桐野是完全传统型的武士，也是剑术高手，他从小修习“示现流”剑术，练习时，每日用木刀练习劈斩自家院中大树数千次，以致庭院里大树后来尽行折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他与西乡隆盛在“禁门之变”时相识即结为好友，遂许隆盛驱驰，常常不离左右，成为西乡的保镖。在各地颇有名气，被称为“人斩”。后来利秋参与戊辰战争， 冲锋陷阵，威震四方，艰苦卓绝，作为三路并进大军中东海道的先锋，前驱先入江户。后又领萨摩军大战彰义队。萨摩军与彰义队的交手是非常血腥的。最后大战前，前线指挥官将最精锐的萨摩军放在最前沿，西乡视察后问， “君欲萨摩军全殁不成”，指挥官答， “然。但必胜敌”，西乡慨叹不已，进战，果大破彰义队。倒幕成功后以战功迅速被提拔，官至陆军少将，其时尚不过三十出头，又兼翩翩英俊，令万人心欣羡。西乡隆盛十分喜欢桐野利秋，称“假如利秋读过书的话，我就赶不上他啦”。  利秋是隆盛部下中最为忠诚的，此次听说隆盛辞官，他也立刻打起铺盖跟在隆盛马前马后，形影不离。

西乡从道却不然。隆盛一共有三个亲弟弟，在倒幕的“戊辰战争”中，四兄弟同时出马，英勇奋战，真正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二弟战死于战争后期。四弟西乡小兵卫在西乡辞职后也跟哥哥回到鹿儿岛，直到西南战争中都一直追随隆盛。而三弟西乡从道，原来也担任哥哥西乡隆盛的保镖，和桐野利秋一样，是隆盛的得力干将。从道从颇有军事才干，在关键的伏见，鸟羽一战中身负重伤，后来还是亲身参与扫荡日本东北的战斗，立下大功。在隆盛任军队统帅时，从道已经是相当于陆军次长的位置。然而像大多数有才干的左膀右臂们一样，从道对桐野很不以为然，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观点与哥哥有很大分歧，在此次大多数隆盛亲信都辞官不做的情况下，他反倒继续留在陆军任职。后来威名不亚于其兄，曾率兵攻打我国台湾，也曾在甲午战争中多方谋划，一直作到日本海军大将，授元帅名誉衔。在西南战争中，他是完全站在向他的亲哥哥隆盛发动进攻的政府军一边。

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俸禄用于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西学，武道，甚至步兵，炮兵多种学科技术，实际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武士教育培养体系。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不论他本意如何，这时的隆盛已经相当于走上与他亲手建立的政府对抗角力的不归路了。

日本政府对于这个隐退的西乡的戒心也从不曾少过。西乡隆盛虽然在乡间过着悠闲的教育和隐居生活，但朝野对他不放心的都大有人在。下级武士把他当作能带领他们走出困境的希望，政治上的反对他的人，也把谣言作为压制他再起的工具。“西乡即将带大军进京”的谣言多次起落，“京中为之数惊”。

那么，这个蜇居鹿儿岛，终日走犬架鹰，只乐渔猎，却已令全日本震恐的西乡，真的要反吗？

 

维新是一次资源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旧权拥有者必然会失去原本拥有的资源和权力；维新，也是一个管理扁平化的过程，一部分中间阶层，必然会被淘汰。这就是一个从最上和最下两个阶层向中间阶层挤压的过程，而这中间最终被剥夺出的权力和省出的资源，就会重新分配到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中去，从而使管理和生产都达到新的平衡。

好比“攘夷”，实质是剥夺西洋殖民者的资源和特权为本国所用，然而相对当时的日本，西洋殖民者是十分强大的，即便萨摩长州这样的强藩在与他们对敌后也深深意识到无法与他们抗衡，如果硬要剥夺他们在日本的资源，很有可能反倒被这些船坚炮利的家伙彻底打倒，连主权都丢个干净。因而不如承认他们在日本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 换取他们的支持，和必要的军事技术援助，以获得更高的发展资源(所谓“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和挤压其他阶层的能力（在他们的支持下倒幕）； “倒幕”实质是把矛头指向天皇之下，各诸侯之上的幕府将军这一阶层，剥夺他的特权，领地，剥夺他所拥有的资源和分配资源的权力，所谓“解放生产力”； “倒幕”成功之后的“废藩置县”则等于把这把刀又砍向了诸侯，剥夺他们的资源和权力。然而进一步呢，进一步的军制改革，使得普通平民也拥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让更多的人有为国尽忠的荣誉感和升迁的机会，于是，这把刀又砍向了下级武士。如果要说到背叛，倒幕过程中出过力的诸侯和下级武士都是被新政府背叛了的，而最终得益的，有最高层的人，也有更大多数的日本平民。 为了日本能真正实现军事上的近代化，对下级武士这一阶层，是必须背叛的。 

西乡是赞成新的军制的，他知道从公而言，新的制度能够让日本更加强大。可是从私而言却不好说了。诸侯在倒幕过程中出过力，他们的资源和权力被剥夺以后还可以成为新的财阀，地主，就算不过奢侈糜烂的生活，至少生计不愁，而下级武士，数目庞大，作为个体而言，原就拥有不多的资源，再被剥夺从军特权，往往就衣食无着了。西乡在把自己的武士之刀砍向幕府和藩主时根本就不曾犹豫过，可要砍向一贯支持维护自己的群体－－下级武士时，他就犹豫了。西乡不能忘记这些与他并肩的战友，因而在初始阶段，他进行以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近卫军的编制，就是为了给这些并肩的战友一个容身之处，可近卫军的编制也是有限的。虽然西乡本人非常豪爽大度，每当有萨摩武士来找他的时候，假如他不能解决他们的私人问题，就任其在门口的钱柜那里取用。然而这点毕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也很易遭忌，容易给政治上的对手制造类似“西乡又要收买人心造反啦”的谣言的机会

怎么办呢，西乡想出的办法就是对外扩张， “题内不足题外补”，让下级武士们去侵略别的国家，从新的领地内和其它国家的人民身上取得新的特权和新的资源。为日本这样一个弹丸小国本身计，其时这也确是一条出路。可是说说容易，当时世界列强环伺，好地儿早就被抢占一空。 清朝也还处于“同治中兴”阶段，看不出是条龙是条虫。只有台湾，朝鲜两处可打，此二地远离清朝统治中央，列强还未染指， 也许也不会造成清朝的强烈反弹。其实当时日本朝野都有征韩征台之念，就连后来反对西乡最力的大久保，山县等人也一概赞成扩张，无非是“急征”还是“缓征”的区别 而西乡恰恰是站在多数朝臣的对立面上，强烈呼吁“急征”的。他急于在以平民为主的政府军还不具备强大战斗力时，用世世代代以战斗为专业的军人－－下级武士们来进行这些对外侵略，也使他们迅速在新的殖民地上找回他们在本国丧失的特权和利益。

西乡主张对台湾，朝鲜要“夺取此等之地，归为我有，以永镇皇国之南门”。具体方法，他求自任使节使韩，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鲜， 假如朝鲜中计杀了他，日本就可名正言顺派兵征伐，此时的西乡，于日本人观之，不可谓不勇，谋国亦不可谓不忠，倘于韩人观之，则要列入诡诈奸徒的行列了，一个人的历史定位，原本就是只定义在他所维护和维护他的人群的基础上的啊。

与西乡对立的大久保等人，认为应以内治为主，先建立起近代化的国家体系和后勤制度，才能展开对外征伐，贸然用武士征伐，很有可能因后勤，补给不足，又因清朝的强烈反弹和西方强权的干涉而失败。因而极力反对“急征”，先前倒幕时期的好友，如今倒成为政治上的死敌。大久保等人采用多种政治手段各处游说。站在大久保一边的山县有朋也运用谋略于台前幕后多方奔走，因为他要维护新的政府军的利益，同时也维护自己在政军界的利益。另外还有不少长州武士出身，已经成为政府高官的人，也准备充份利用西乡和大久保之间的这一矛盾，搞倒西乡，从中渔利，以抬高长州派的人在政府中的地位。

而与他们相对的西乡，此时却似乎真的仅以一个英雄和偶像的形象出现，他把一切政治工作都只做在明面上，希望仅以自己的忠心和名望打动公卿大臣和参议们，希望他们不要背叛曾一起战斗过的下级武士们。然而，政治斗争是一场特别的战争，需要特别的技术手段， 需要特别的谋略机巧，仅仅靠“光明正大”四个字是无法在这场关乎公私两种利益和理念的战争中胜出的。朝议之中，西乡派终于落败。他要求出使朝鲜，要求由武士征伐四方的愿望彻底破灭。

愤怒的西乡随即向天皇提出辞呈。第二日，天皇便批准西乡辞去参议和近卫军都督之职，保留了陆军大将军衔。而西乡所代表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武士们，也即永远失去了他们所能独享的荣誉。如果说， 武士们的生命，如那樱花，那么西乡一定已经清楚地看到，那比樱花更为令他们珍视的荣誉，此时已经轻轻地落去了。

西乡后来被流放去小岛上待了三年，当然新藩主其实也还算对他够意思，把他流放，却对幕府称说此人已死，有点让他去避避风头的意思。其间西乡也有为民伸冤，直斥藩吏的事迹流传，也经历了听说“樱田门事件”(在此事件中，兴“安政大狱”逼死月照逼得西乡被流放的罪魁－－朝中大臣井伊直弼被刺身亡)后的振作和喜悦。再后来他被赦免召回萨摩藩，此时，他以前的好友大久保利通已成为藩中重要谋臣，在大久保的影响下，藩主派遣西乡进京利用以前的声望继续进行“公武合体”(倡导天皇， 幕府权力合一)活动。此时的藩主也同样准备像齐彬一样率兵入京勤王。但是，西乡这次却又是个跟藩主持不同政见者了，他要追求的事业与以前已有所不同，他感觉“公武合体”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在于幕府势力和外国势力的压迫导致日本无法强大。因此，他不再只是忠于藩主的志向，他所参与进行的是以长州，萨摩藩武士倡导的“尊王攘夷”(尊崇天皇，驱逐西洋势力，实际上反对幕府权威， 但名义上不摒弃幕府)的活动。这也其实标志着西乡已经开始成为有独立政治主张的下级藩士的代表，他不再完全为藩主阶层的利益服务，结果藩主大怒。大久保得知此事，揣测藩主必不会轻饶西乡，但他又不能抛弃西乡，忠义二字之间，实难取舍，就提出与西乡互刺同死，然而此时的西乡再非当日的西乡， “正思将以有所为也”，又岂能让好友和自己轻此一生，轻此一死呢。再说他身上已经担着月照的那份儿寄托，再添上条大久保的命，实在担不起。 于是西乡请大久保在藩主面前为自己求情，自己也装做好好反省的样子，因而得以逃脱严厉的惩罚，再次被流放到小岛，一下又是一年半。

等到西乡再次被召回萨摩藩以后，被委以重任，掌握了藩军实权。然而其间事件错综复杂，不能尽述，激进派“尊王攘夷”代表者长州藩带兵进京，与幕府势力的军队展开大战，是为“禁门之变”。由于此时萨摩藩与长州藩对立，萨摩藩站在幕府一边，西乡同时也认识到，激进地“攘夷”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不先推翻幕府统治－－“倒幕”的话， 一切都将无功而返。但推翻幕府的时机还不成熟，必须“曲线救国”，他决定上了幕府的“船”以后再凿沉它。于是，西乡指挥萨摩军，自侧后一举击溃长州军队。又在不久后作为幕府势力组织的讨伐军参谋参与了“征长战争”。当然他明白长州和萨摩根本利益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推翻旧统治秩序，建立强大日本，抵抗外侮的，长州藩若是真的灭亡，下一个倒霉的必是萨摩。因此他巧妙地建议解散讨伐军， “自内部瓦解长州藩”，其实是放了长州一马，哪是瓦解长州藩，分明是从内部瓦解讨伐军。幕府开始同意了西乡的建议，解散了讨伐军。后来发现不对劲， 当然很不满。一年后，幕府势力再次准备组织第二次“征长战争”，可此时的西乡已经公开拒绝萨摩藩加入讨伐军序列。并积极与长州势力联络，长州此时孤立无援，当然也期望有萨摩这样既能打仗又志在讨伐幕府的强藩作为盟友，两边一拍即合。又一年后，在土佐奇人坂本龙马的奔走搓合下与长州藩倒幕派领袖木户孝允会面，结成“萨长同盟”。这一下， 两大强藩的倒幕势力团结起来， 成为日本迈向新时代的转折点。

“萨长同盟”这一事件的意义，套句老话说， “怎么评价也不过份”。对于西乡本人来说， 从他在此前此后的举动来说，他已经达到了政治上的成熟阶段，纵横捭阖，机变权谋无所不用。这样的能力，既有他早年从齐彬身上习得的，也有他在多次沉浮中历练出来的。这种执着于目的而不执着于手段的理念，是每个成功政治家都必须具备的。如林肯所说： “如果一个目的是正当而必须做的，则达到这个目的的必要手段也是正当而必须采取的。”也因此，任何能够达到自己目的的政治家，也就必然有能够被道德家指摘之处。同样也基于此，当西乡依这一理念行事时，他才取得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成功，而在其后的西南战争前后，当他偏离这一方向时，他的魔力便也消失了。

初时的西乡，大约只是一个希望忠于藩主岛津齐彬而为其效死的人，当齐彬倡导“公武合体”并筹划带兵进京要求西乡四处联络之时，西乡所思考的只是如何更好地完成齐彬的任务，而未必对“公武合体”之策有深刻的认识。而三年流放生涯之后，在新藩主要求他再次拥护“公武合体”时，他已经有了新的政治见解，认为“尊王攘夷”才是忠于天皇，使日本强大的正路，他个人也从藩主利益的代言人转为下级藩士利益的代表。不过此时他过于执着于这一目标，却没注意达到这一目标而要施行的手段，因而触怒藩主，再次被流放。而当第三次被起用，掌握军权以后，他已经意识到，盲目“攘夷”也是不能成功的，他把“倒幕”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并且已经准备好采用“曲线”路径来达到这一目标：先击破长州激进派“攘夷”军队建立威名，然后从幕府势力内部瓦解讨伐军，最后再突然冒出来反对第二次“征长”，在这样的基础上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长州藩结成了稳固的反幕府同盟，非常巧妙。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坂本龙马和西乡隆盛在一起商量时，每次见面，西乡都感觉到坂本的意见有变化，因此，西乡感到坂本的谈话每天都不一样。有一回，西乡对坂本说：“你前天所说的和今天所说的不一样，这样你怎么能取信于我呢。你作为天下名士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坂本说：“不是这样的。孔子说过，君子从时。时间在推移，社会形势在天天变化。因此，顺应时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又说：“西乡，你一旦决定一件事之后，就想贯彻始终。但这么做，将来你会落后于时代的。”这故事固然很鲜明地描绘了坂本和西乡个性上的不同，也似乎由坂本预言了以后西乡的命运。

另一方面，在萨摩藩内部，西乡与大久保利通掌握藩政藩军后，也锐意改革，扩充陆海军，实行近代化建设，积极准备打倒幕府。为了取得英国财政、军事和技术方面的援助，甚至不惜与曾与萨摩交过手的外洋仇家英国结成了“萨英同盟”。这也可见，曾经为“攘夷”奔走呼号的西乡，也绝不是盲目排外的。历史上的萨摩藩，不仅是传统上使用火枪著称的强藩， 而且在西乡执政时期时，也已有了西式的军工厂，并由英国提供大批军火。在后来的倒幕战争中，萨摩的火枪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西乡在倒幕成功以后曾派遣精通火器的手下出洋学习，手下在要求出洋经费时，慷慨陈誓，倘此去不能习得西人火器精妙，必剖腹以谢其罪。武士精神和先进技术，竟然是这样结合起来的。